在最初几次分享的时候，Belinda 面对着我哭得稀里哗啦。留学回国在上海外企奋斗数年站稳脚跟的她，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裁员。和律师打架、公司关门上锁、去警局报案……本不喜欢冲突的她被裹挟进与公司的抗争之中，眼看着这个命运共同体从彼此敞开到走向分裂。最终，高于法定的赔偿金到手，却还有漫长的待业与情绪调整期等着她走过。
以下是她的自述。
1
前年过完年刚上班不久，部门总监 Lisa 约我吃午饭。坐定 Baker & Spice 等待上菜的间隙，她问我：“最近做得还开心吗？”
我俩关系不错，有时我会跟她直说工作干得挺没意思的——进公司快一年了，生意体量发展缓慢、工作量少，留学回国工作八年来，头一回有种在养老的感觉；总经理又常克扣预算，做起事来很难按预期推进。不过，我还是认真对待 Lisa 布置的每个任务，也向她说起很喜欢这里的人际氛围。毕竟这是家上市的外企，消费品行业，离家近，薪资待遇OK，我也就没想过要跳槽。
遥想当年面试我那天，Lisa 穿着一件风衣走进会议室，言谈举止魅力十足。我了解了她十几年的出色职业经历，对我这个新开发出来的岗位也有着靠谱规划，我们俩讲到一些点上，会不约而同点点头。其实，相比我的前东家，这家公司的规模小了很多，我之所以被猎头挖到这里来，除了能职务晋升，涨薪20%，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看中了 Lisa 这个领导——如我所判断的，后来相处起来，她确实是个很 nice 的老板，管理风格放手，过节还会自掏腰包买礼物给我们。
煎牛肉色拉吃到一半，Lisa又问我：“你考不考虑生个小孩？”
“倒也不是没考虑过，只是现在还不想。”
第六感告诉我，她话里有话，哪里有点不对劲，又说不上来。我不觉得这是领导对我的试探，想：她也是在为我考虑吧，现在工作这么清闲，正好生个孩子得了？
一周后，我晚上正窝在沙发上玩手机，部门同事Yuan发来信息：“你现在有空吗？打语音说个事儿。”
我和她在部门里相当于 Lisa 的“左膀右臂”，关系不错，又是同龄人，平时交流起来嘻嘻哈哈的，不会这么正经。我心头登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什么事啊？”
Yuan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让我明天先别进办公室，说我们几个同事先在星巴克碰个面。我只简单回复了个“好”，心里的预感让我不想展开多问。
第二天，坐在星巴克里的除了 Yuan和Lisa，还有公司研发部的 Winter，以及其他部门两个关系较近的同事。原来，在上周Lisa 约我吃饭之前，总经理已经向每个部门的总监下达了裁员指示，Lisa 上报的人选，是我们部门入职时间最短的 Peter（比我还晚几个月），但昨晚 Lisa 收到美国总部IT部门的邮件，要注销的却是我的邮箱账户。Lisa 立刻问了研发部的总监，他说也收到了总部要注销 Winter 邮箱的邮件。Lisa又发信息问 HR 这是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没收到回复。
听着Lisa的讲述，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祥的预感真的成了现实。又不禁联想到 Lisa 那句关于生孩子的问话，也许那就是她对我的好意提醒，虽然为时已晚。其实我入职这一年来，公司的股价一直在跌。两个多月前，美国总部宣布在全球范围裁员5%，办公室便开始有了些风言风语。不久后，Lisa还带着Yuan和我熬夜参加了总部的townhall（管理层定期面向全员召开的大会，因为时差关系，平时不强制要求中国员工参与）。CEO讲了公司愿景和困境后，对美国国内的裁员情况做了说明。
在随后的 Q&A 环节，线上有很多外国同事大胆开麦，一位墨西哥裔小哥问，他刚进公司几个月，招他进来的人、部门领导和同事相继被裁，工作没有交接好，他该怎么办？摄像头里的他透着一脸迷茫和不满，却只得到CEO“后续会有人来帮助你的”官腔回答。
Yuan那晚也开麦提问：“总部对中国办公室的计划是什么？”
CEO用了restructure（重组）这个词，说“后续你们会知道的”。
由于会上CEO提到公司在中国和欧洲将采取相同战略，我们之后还联系了欧洲的同事询问情况，他们说，已经有人被约谈话了，大家只能互道一句“good luck”。尽管情况如此，我心中仍存有侥幸：如果只是restructure，也许不一定涉及裁员，甚至还会创造新岗位，中国毕竟是很多上市外企用来给股东和投资者讲故事的战略性市场，公司也才进中国没几年，我们应该不会这么快被波及到……我自觉在工作上表现良好，Lisa 也时常在公开场合给我credit（表扬），此外，我手上还有几个项目在进行中，总经理一直追问着进展，显然这些项目应该是他比较看重的……
裁员应该轮不到我吧？
接着，我开始愤愤地揣测：说起来，Peter业务能力一般，英文还不太好，他平时总喜欢跨级去争取总经理的青睐。而Winter之前在创业公司工作过，是个勤劳又聪明的人，大家都知道他给部门老板明里暗里拾掇了很多活。似乎资本就是这样冷酷无情，人不会基于付出得到所谓的公平结果。大概是看到我愣愣出神，一位同事放下手中的冰美式安慰我：“没关系，很正常的，我也被裁过，拿笔钱再去找个新工作就好。”Lisa也叫我不要慌，Yuan则说，Lisa 正跟她商量对策救我呢。
大家出谋划策，最终决定，回办公室找 HR 面谈——HR胆子小，先去套她口风。
我们一伙人11点多一起进的办公室，反正公司并不打卡，晚一点到也没事。我们把 HR 请到会议室，问她昨晚的注销邮箱是怎么回事，她说是总部误操作，让我们不用管。Lisa 进一步问道：“那就是说Belinda和Winter不会被裁咯？”
HR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我就明白，自己被裁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Lisa的仗义之举让我颇感安慰，可那时还没人知道，她也在裁员名单上——现在回想，大家还能怎么“救”我呢？难不成总部定下的裁员名单还能撤回？在这之后，我一整个月的经历，都不能拿常规的公司思维去理解，大家全是凭义气在做事。
接下来几天，我坐在工位上，眼睛虽看向电脑屏幕，心思却时刻揣摩着周围人的每句话每个举动。我在搜索框打入“裁员应对话术”，开始做起笔记。
2
又过了一周，我本来请了天假去城郊亲戚家处理一点私事，可办事那天一早，却忽然收到邮件说10点公司要召开全员大会，我只能远程加入。办公室总共50多个人，可远程会议APP登录上去，屏幕里就坐着10来个人。我看到了总经理、Lisa、Winter、HR……还有一男一女两张陌生脸孔。
这时，“星巴克盟友群”弹出一条信息：公司请来2个律师。
原来，这就是裁员大会。
视频里，公司的会议室没人说话，气氛很僵。被裁一共9个人，算上我，有3个经理，3个专员，还有2个刚毕业的新人——私下里，一个“共进退”群迅速集结了起来。我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我们9个都属于老实、不爱搞关系的一类，大部分人才来公司半年到一年时间。我记起几天前做的功课，赶紧在群里发信息说：“让你们签什么可千万别签啊！”
Lisa 职位最高，自然成了这个群的领袖。幸好还有她，不然我们这几个新人可能很快就会被唬住的吧。我心里既替她不平，又有点庆幸。她则在群里发话鼓励道：“大家要团结，要拿就拿最多的赔偿金。”
视频里，总经理开始念发言稿，我在线上，没能听清全部，大致是说总部要裁员，“这个结果不是我的个人意愿”，“如果可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留下”。
总经理年过半百，身材矮胖，我们给他私下起了个绰号叫“土豆块”，平时很多同事都吐槽他。他是澳籍华人，脾气差，开会发起火来会飙一通很难听的英文脏话，且外强中干、欺软怕硬，对于一些好说话的同事，他会一次比一次骂得难听，而碰到脾气硬的敢回怼他的人，他反而不会说什么。此外，他优柔寡断、甚至是言而无信，有时和供应商的项目推进到一半，他会忽然半夜在已确认的邮件后头再跟上一句：“我又想了一下，我们要不要再测算一下？”他不仅对做项目的预算越来越抠，连员工出差报销他都开始亲自审批，按天数一项项算得很仔细。
总经理的发言稿念到一半，Lisa 第一个打断他：“你说我们要被裁，凭什么理由？”
接着，我的耳机里，质疑声纷纷冒了出来：“为什么明明走进来是裁员大会，却骗大家是全员大会？”“你找律师是总部的意思吗？授权信拿出来看看。”
由于争吵得太厉害，会议几次被 HR 按了静音键，我人在郊外，手机信号不好，声音时断时续，在屏幕另一端感觉很不真实。眼看场面即将失控，请来的男律师就自顾自“cue流程”，说接下来开始一对一进面谈室签合同。
公司给出的条件是法定的 N+1 个月工资——“N ”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补偿1个月的工资；“+1” 指代通知金，根据《劳动法》第40条，企业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额外支付其1个月工资。当日“速签”则是 N+1.5。
Lisa 在“共进退”群里提议大家向公司往高里报，要N+6的赔偿，公司大概率不会同意，而我们的底线大概是N+4。没人有异议——在外企工作的人 ego（自尊心）都比较高，总经理的一通不实在操作，已然激起了我们的反抗心理。
我们往高报，也不是毫无根据：我们都知道总经理已多次用不同名目的钱去填工厂生产方面的窟窿，多少怀疑他会在公司预备好的赔偿金上动手脚；虽说国内的法定只是 N+1，但同时期大家都看到过新闻，像一些大型药企、软件行业的外企裁员，员工拿N+7 的都有；再说，我们有些人都快干满一年了，还要把年终奖算进去呢。
Lisa让我当天赶回办公室一趟。回城路上，我收到Yuan发来的视频：敞开的会议室里场面一片混乱，有7位同事都拒绝当天签约，HR 便“领旨”先让他们回去“带薪休假”，反手却给出一纸“停职通知”。视频里，平时说话轻声轻气的 Winter甚至都恼了，冲着女律师大喊：“这是一种东西吗？中国人看不懂中国字吗？”
女律师嗓门也大：“这就是一种东西！这就是！”
另一边，Lisa老公跟男律师也推搡起来了，也不知道谁先动的手。听见女律师喊着要报警，大家也喊起来：“律师打人了！律师打人了！”总经理站在中间，似乎是傻了眼，直到一个同事大声质问他：“你也不管管吗？”他才举起双手试图控制住场面：“不要吵、不要吵了，听我的、听我的。”但没有人听。
镜头扫射了一圈，坐在工位上正常上班的同事们投来了注目礼，同一层其他公司的人也跑来门口张望，好好的高档写字楼里的办公室，宛如菜场。
3
我回到办公室已经是晚上6点多，在公司里看到几个打手模样的陌生男人，据说是从郊区工厂叫来的保安。
后来我听 Lisa 转述，说警察过来后，男律师要求赔付被拽破了的西服，警察没搭理他，又说律师是懂法的，不该占用公共资源，把他们说了一通，也说了总经理：“要裁员就好好裁，不要闹事起冲突。”听说那个警察是个上海爷叔，我们好几个被裁的员工也都是上海本地人，警察爷叔了解了冲突经过后，好像表现得还蛮同情我们这方的。
我从踏进面谈室的门开始，便枪已上膛——我按照之前看过的经验帖，冷冷开口道：“我要录音。”
男律师说“可以”，接着就竖起手机对向我。我瞥向他：瘦个儿，戴着金边眼镜，斯文相里透出一丝精明。
我问：“是在录像吗？”
他回：“是的。”
我瞬间提高嗓门质问总经理：“这是你找的律师吗？什么素质？”再转向律师：“你是专业的吗？”
我下意识地感觉得把事情“闹大”一点，在此刻伪装出一个更强悍的自己。等在门外的丈夫听到动静，一下子冲进来，以为我受了欺负。总经理见状，连声道歉，让律师放下手机：“没什么事，这件事是我们不对，你先出去吧！”
我看着他，想到“笑面虎”这个词。他看起来挺疲惫的，我估计前面每个同事跟他聊的时候，应该都没给他什么好话。接着，律师递过来早已备好的合同，我看到了一个具体金额。“一开始你什么都不要答应，什么话也不要多说”，裁员应对笔记这样写过。
“不好意思，我要再想一想，今天是不会签的。”说着说着，我哭了出来，“就想知道为什么是我？”此处多少也是有意为之，“当初来这里，我在上家公司连年终奖都没拿。是不是因为我已婚未孕？是不是因为上次那件事？”
我和总经理在一个月前算是有过一次不愉快。一次开会，安排议程的 Alice 忽然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下面的会议和你没什么关系了。” Alice 是总经理面前的红人，我没说什么，迅速起身离开了。我知道这是总经理的习惯，他有时会把一场会分成好几节，让不同的同事参与，比如我能听到A和C段，但不能听B段。
但 Alice 的做法，还是让我感到很难堪，心里过不去，事后我去找 HR说，“我被歧视了”，还说想去向总部反映。这个公司氛围还是比较民主的，平时下级对上级基本不喊什么“总”，都直呼其名，员工可以直接跟上司进行一些对话，总部也会定期会给大家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培训。后来总经理拉着 HR 和我，找了间会议室，跟我道歉：“我已经批评过 Alice 了。作为管理议程的人，她没有提前和你说清楚，我代她替你道歉。”后来他还请Alice跟我当面道了歉。
我回过神，眼前的总经理正在连声否认。他神色未变，俨然不吃我眼泪汪汪的这套：“裁员跟你本人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平时表现很好的。”
走出面谈室，我和“共进退”的大家伙儿一起吃了晚饭。大家都收到了“带薪休假”的通知，便商量起下一步的对策：首先，接下来我们每天都要上公司打卡，“咱第一个战术就是拖时间，公司有裁员的指标和期限，员工要争取的是钱，而公司往往耗不起时间”；然后是施压，Yuan 虽不在被裁之列，却很义气地连夜帮我们写了“暴力裁员”的举报信，在美国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的她，用出色的英文文笔描述了当天的冲突，有一页 A4 纸那么长，直接发到了总部 CEO 的邮箱。
我们心里想着，毕竟外企还是尊重人权的嘛。
丈夫对我被裁的事心态平和。我们俩的财务状况健康，足够供我突然不上班休息一阵子。虽然到处都在说着经济下滑、大环境不好，我并不觉得再找工作会是件难事——那段时间，我接到好几个猎头电话，见推过来的岗位都没有很大的薪资涨幅，我还有点看不上呢。
4
第二天一早，我们9个还是来到公司楼下集合，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走进公司，以防公司以“无故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我们公司没有打卡器，一个同事打开手机录像，还特意点开一个新闻APP 的界面——因为那上面的时间造不了假。
当天我整理了下工位，待了大半天才回家。
但隔天早上再来公司，我们就进不去了：玻璃门依旧明亮，却被拴上一把破旧的 U 型锁。愣了一阵后，Lisa决定打110报警，说裁员没达成共识，外国老板和公司跑路了。随后，我们9个人挤坐在公司门口的地毯上等警察来。期间别家公司的人路过，不免看上我们两眼，物业也过来了，客客气气地想劝我们走——上班上到这个地步，我只觉得丢脸。
两个巡逻的民警过来了。警察小哥表示可以帮我们打电话尝试让公司积极处理，此外做不了更多。我们先是拨通了 HR 电话，她一听是警察，就吓破了胆，直说跟自己没关系。又打给总经理，警察开口道：“你这么大的老板，能妥善和员工处理劳务纠纷吗？这样躲起来，你的员工只能来找我们，这也不是我们的工作范畴，解决不了问题啊。”
一个年轻女同事立刻声泪俱下：“我还有电脑放在里面呢，是不是赔偿拿不到，连自己的东西也拿不回来了？”
我们则在一旁烘托氛围：“是啊，警察同志，你看他多过分！”“万一真跑路了怎么办？”
警察朝我们摆摆手，对电话那头厉声道：“请你至少开个门，让员工拿下私人物品好吗？”
此时一直失语的总经理不得不开麦应声，他坚持说自己有事来不了，让HR过两天来办公室帮我们开门。
那天离开公司后，我们找去了区里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Lisa 和我进去，其他人在附近等。排队叫号时放眼望去，大厅里坐着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社会底层劳动者，一副副很无助的模样，一旁架子上罗列着“农民工维权指南”的宣传册。
我们向公益律师核实了一些疑问，比如计算赔偿时月工资的基数，是否该把年终奖算进去？得到肯定的回答：“月工资是把所有年终奖、奖金补助等加在一起除以12得出。”又请对方看了我们的劳动合同——是由美国版本修改、翻译过来的，其中一些条款是否符合中国劳动法？得到的结论是：部分有待商榷，但没什么大问题。
晚上，我们一行人又一起吃了火锅，在氤氲热气中有说有笑。除了吐槽总经理和他的亲信们，年纪大些的同事也开始向年纪轻的传授起职场和恋爱心得，Lisa 甚至讲起她爸妈在退休后办了离婚，让我特别惊讶——我惊讶的不是她父母离婚这个事，而是她会在工作属性的团体里公开这事。
很显然，在一个命运共同体形成初期，大家都天然地靠近、敞开了。
Lisa 的老公提议我们9个人明天开始和总经理拉个群沟通，向他施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开玩笑，说要起名叫“爆炸土豆块”，又说不能太明显，“土豆块”要用emoji表情取代；然后又开始讨论用哪个emoji，是“土豆”还是“薯条”？
那个场景，大家笑了很久。
吃完，大家各自打“企业滴滴”回家——门卡被注销了，打车账户可还生效着呢。想到抠门的总经理，我们心里就乐开了花。这种时候，甭管是几岁，我们都像一只只充满了自卫意识的小兽。
但欢乐过后，当我回到家，往沙发上一躺，心里只感到一阵虚无。
5
“李总早上好，今天是X月X号，我们希望能跟你当面聊一聊……”
拉好“和李总沟通群”后，我负责每天写文案，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复制粘贴，就这么每天疯狂@他9遍；同时，我们轮流每天去公司门口拍视频发到群里，好留下打卡记录向公司总部及劳动部门举证他的失联。
我们中的几位，陆续收到了来自总经理某些“心腹”的问候——几句不痛不痒的关心后，无一例外都会来一句“那你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Lisa 嗅出敌情，迅速行动，召集大家来到公司附近的公园凉亭开会。
工作日午后，阳光明媚，大爷、大妈和野猫不时慢悠悠地踱过一旁的绿化带，投来好奇的目光。我望向不远处，看见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写字楼，玻璃幕墙明亮得有些刺眼——不禁又想到，我们原本应该坐在这其中的某一幢里才对。
就像以往开会那样，一位同事在笔记本上记录会议要点。Lisa 梳理了目前的情况和大家各自的任务：有资源的人去咨询身边当 HR、法务的朋友；有人负责查劳动法条款，联系劳动部门等；还有几个人，不用干啥，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接着，Lisa和大家 align（约定一致）了几条规则：不许外泄行动计划，不许单独行动，发现任何反常事件要在群里先告知大家。总经理接下来肯定会有动作，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要签字，必须一起签。
为了鼓励大家，她第一次向我们透露，其实宣布裁员当天，总经理为了先攻破她，私下给到她的条件是N+3。
一位好的 leader，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有股让人想死心塌地追随的魔力。一听Lisa竟放弃了这么诱人的条件，大家内心深受触动，纷纷表明立场，绝不反水。我可以理解，从Lisa的角度来看，被裁员更像是总经理对她的一种报复。平时开会，她呛总经理几句是常事，当总经理说了些让大家都挺无语的话时，只有她会出头说：“我并不赞同。”
两个多月前，前Lisa母亲生病动手术，总经理却非要她跟自己一起去出差（已经有另一个总监陪同他了）。Lisa 想商量能否早一天回，总经理就是不同意。后来 Lisa 选择陪母亲做手术，因而跟总经理闹得不太开心。
我想，也许总经理在他这个位置上是没什么安全感的，因为Yuan说过，总经理会给她发长段的微信语音指导工作。总经理有时也会跟我讲“这个事儿该怎么怎么做”，我说我要问下我老板（Lisa），他就说：“不用，你就听我的直接做。”可我还是会去跟 Lisa 汇报一下。
但总经理的这套管理风格，对Peter却是有效的——因为Peter英文不好，我之前在英文上帮过他，一度和他关系还不错，有一次他跟我聊起，说最开始是总经理主动来找的他，他觉得自己人到中年，可能很难再找工作了，只能去讨好领导，而Lisa因为总经理的关系，也给他施压不小，这样夹在两者中间，他颇为无奈。
开始有裁员风声那会儿，我有跟 Peter 说过自己工作量没那么饱和，他可以分些活儿给我一起做。我想显得自己工作多些以自保，他也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跟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加总经理的微信，没事就给他发点节日祝福什么的。”
我立马回绝：“不好意思，我做不到。”
我并不会把 Peter 简单看成一个献媚小人，但换了我的话，会从一种义气的角度考量，就觉得谁招我进来就该对谁“效忠”。本来他就是Lisa面进公司的，但他总是跨级直接跟总经理汇报，这怎能不让人心怀芥蒂呢？
会后，Lisa 又私下跟我聊起，她除了对总经理有所不满之外，看到我们一群“老实脸”，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是同僚情谊以及同情心，让她那时决定，起码大家一起拿 N+3。
接连一周，线上线下，总经理都没有再现身；HR则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静待通知”的姿态。在又一次“凉亭会议”后，我们决定去派出所报警，逼总经理现身。
穿过落满阳光的公园，来到通往派出所的小道，越往里走越阴嗖嗖的，我站在门口，特别不想进去。“担心外国老板跑路，一周前就报过案了”，我们用派出所的座机打给总经理。又是等待。我们9个人分两排并排坐在派出所大厅冷冰冰的铁椅子上，一个小弟从容地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看起来，还有人和看门大爷用上海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一番交涉，总经理还是坚持说有事儿不能来，我们只得撤。
两周前，我们还自以为是个大都市体面人，转眼就如丧家犬般四处奔走维权，我心里的感受很是混沌。我开始揣测：警察会不会也觉得我们是没事找事？
出了派出所的门，大家商量着，要不要去做个横幅拉起来，印上总经理的全名和“暴力裁员”等关键字。我旁听着，尽管在网上查过很多案例，拉横幅在类似的处境中不算是罕见的举动，但心里还是真害怕这么做会被抓起来。我本性并不喜欢面对冲突，但又是个讲感情、“使命必达”的人……毕竟这是 teamwork，戴上“正义”、“坚强”的滤镜，我抱着烈士般的心态，准备豁出去了。
6
转眼到了第三周，大家都有点累了，开始心安理得享受起“带薪休假”，纷纷出门野餐、逛街、旅游。结果，一天下午，总经理却突然在沟通群里发话，邀约大家去社区的“劳动关系调解室”面谈——但要求我们半小时内赶到，不然社区就下班了。
我们怎么可能赶得到？估计他只是想留个“仁至义尽”的记录吧。
总经理似乎也觉得理亏，于是又来提前和我们约时间，我们商量过后，还是想坚持去公司和他单独谈判。他不同意，便不了了之。
没过两天，HR 向我们发来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赔偿方案忽然变成了所有人都是N+3，说是总经理专门向总部申请的——看吧，果然是有博弈余地的，又或许，是我们的举报信终究起了点作用？
我们好几个人在公司的服务年限大都小于等于1年，N+3 的赔偿金额已经大于撕破脸才可能拿到的极限 2N（这通常是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才有的）。才两周就首战告捷，再一次的星巴克线下会上，大家满脸都是肉眼可见的放松神态。
但，是就此收手还是继续对抗？Lisa 让大家说说想法。
“我们要不就签了吧，我爸妈和朋友都说这个金额不错了。”Sherry这段时间很有学术精神，自发钻研着劳动法条款，喜欢提问题。但到这个点上，她已经满足，想开始专心找工作了——她刚毕业不久，有生存压力。
也有人问争取原本期待的N+4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我们拒绝，N+3会不会泡汤？
此外，“怎么能轻易放过总经理呢？”
“再耗下去真的有用吗？是不是会耽误我们的时间？”Sherry 显得没什么信心。
Lisa 发话，她分析过Yuan托公司总部那边的老铁拿到的最新季度财报，上面有全球各地区裁员人数比例及相关赔偿支出——在国内，除她以外，大家工资都不算高，肯定还有可争取的空间。另外，Lisa 向 Sherry 表示，如果她经济方面有困难的话，自己可以帮助。
有了一定的数据支撑，Sherry 和几个想接受N+3的同事似乎被说服下来了。大家决定，再战一轮。
不料，两天后，我们又收到了“变更劳动合同的提议”，称“业务重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这些“待岗休假”人不用到公司上班，公司每个月发放1/N的原工资（我拿到的版本差不多是1/4），直到劳动合同期满，社保及公积金按比例缴纳。
不得不说，这是总经理和律师走了一步秒棋，夺回了谈判的主动权：你们连 N+3 都不要，那就不裁了，每个月给你们吃个低保，看谁耗得过谁？
半个多月间，我冲在第一线，承担起大半的沟通工作。每次公司发过来一个什么函，我就查好资料、写好应对话术，给Lisa看过修改一版后，再发到群里询问大家的意见。我又写了封举报信给公司总部，列举被裁的我们如何不受尊重，以及所搜集到的总经理在工厂里的一些虽不至触犯法律、但有悖于公司value（价值观）的行为……回想起来，这一天天的，可真是不比上班轻松。
我有时会感到无力，这场斗争怎么没完没了？甚至会在家崩溃大哭。被裁后的斗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搏一搏，赔偿金确实可能“单车变摩托”，可另一方面，博弈对人的身心消耗也是巨大的。老公说让我妈来陪陪我，一直没给我压力的老妈，隔天便痛快地从老家飞了过来。
我妈经过细心计算，很快发现了公司新提议的一个bug：按照这套方案，我们每月所得乘以合同剩下的2年年限，赔偿金总额其实比之前 N+3 还多——其他人一算，也果真如此。我妈提议，或许可以和公司协商在3到6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工资？这样，找新工作期间，社保也有了着落。
正当我们美滋滋地畅想着这个解决方案时，工资最高的Lisa直言，按照她拿到的提议上的比例来算，如果跟我们一起同意这个方案，她将损失惨重。看来，对方这招是经过精心算计的——考验我们良心的时刻到了，“不放弃、不抛弃”的原则，难道在这个时候就要被打破了嘛？
大家很快达成了共识：如果方案对任何一人的利益有损，我们就要拒绝——即便知道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后果是大概率被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走上仲裁之路。
线上讨论就这样匆匆结束，屏幕背后的我们，并没有看到彼此的真切表情。
又过了两三天，我和“共进退”的一位小伙伴去奥特莱斯逛街散心，刚从一家店走出来，看着手机的她一脸严肃：“你看下邮件。”
一纸措辞严谨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已躺进邮箱。我心里“咣当”一下——真的要走仲裁啊，这趟裁员之旅真是一个站点都没落下呢。
自然是没心情再逛下去了，开车回家的一路上，我俩啥都没说，都在叹气。
最后一次“共进退”大会，大家又来到了熟悉的星巴克，脸上都没了笑模样。Lisa 努力主持会议，但很明显，士气低迷。以 Sherry 为首的5个人对走到仲裁这步表达了不满，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去联系总经理，挽回 N+3；剩下的人则觉得没有回头路可走。最后，大家打开了人社的APP ——以往只会在查询社保信息时偶尔使用，这次解锁到了它的新功能“调解仲裁”，用相同的话术模板，做了提交。
Lisa 说：“有想法，大家透明地讲出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希望到了最后的最后，大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要背刺对方，提前通个气就行。”
没想到，这句话很快一语成谶。
3天后，我们陆续接到仲裁老师的电话。听筒里传来温柔的男声，我从自己的视角讲述了一遍全过程，只觉得悲愤、屈辱。当时我站在大马路上，一边讲电话一边嚎啕大哭，吓得旁边的保洁阿姨跑来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或许仲裁老师已经听过好几遍同样的叙述了，但仍然很耐心地问：“还想跟公司和解吗？其实你们有这么多人一起，还是可以跟公司好好谈谈的。如果不想，我这边的流程就继续往下推进了。”
我没把话说死，只讲我们需要公司老板对这段时间以来的不尊重行为道歉，然后能谈再谈。
“了解了。”
7
第二天中午，我把妈妈送上飞机，开车快回到家时，接到了Lisa 电话。她的语气很急促，说得到消息，Sherry 他们5个人已经私下与总经理联系好，马上就要去签约了。我住得离公司近，她希望我赶快过去，也把协议签了。可当天下午晚些我还有个线上面试要准备，就说不太想去。
Lisa 随后又来了个电话，说“倒戈方”的第一位已经到达公司办公室。她怕我们若不能及时赶到，Sherry他们就都签完了，这样我们剩下的4个人就陷入被动了。
我只好答应，赶到公司时，倒戈方的两位似乎已经谈妥了，在会议室外的走廊等着队友。
我心里挺气的，上前去冷冷地对他们说：“你们是来签字的是吧？”
他们对着我讪笑。
总经理和HR看到我时也一脸诧异。
“我来了，跟你们聊聊，可以吧？”我说。
“哦，欢迎欢迎！”
进了面谈室，总经理又是一脸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一个多月不见，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变老了，脸有些发肿，皮松垮下来。一上来，他就先道歉，说他没有处理过裁员的经验，这段时间他也想了很多，觉得一些做法确实不太尊重人，给大家造成了伤害。
我就真心实意地回他：“如果一开始就真诚些，也不至于会这样。”
HR在一旁面无表情，当着他俩的面，我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这一个月过得真辛苦，终于解脱了。总经理显得特别好，他还给我递纸巾，反复说道“我可以理解”、“我很抱歉”。这种反差感，让我情绪上更受不了。
最后，我们所有人得到的方案都一样：提供正规的离职证明；N+3，没有年终奖，社保缴到当月截止。
还差一个月的社保，我就可以办上海户口了。
回到家，线上面试肯定来不及了，总经理帮我安排了一间空会议室。大哭过后我头很痛、鼻子也堵，当天恰好又来了大姨妈，面试结果可想而知。
想起一年前总经理给我面试时，他看起来很自信，讲话中英文切换，选择的一些用词让人觉得颇为decent（得体）。我又想起，曾听早来的同事聊起，总经理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到我来这儿之后，特别是后半年间，他变得越来越小心眼。细细想来，其实能感觉到他每天的疲惫——我们都知道他爱指使前台姑娘给他冲咖啡，每天5、6杯清咖，毕竟他老是半夜要跟美国那边开会，又常常给同事半夜发邮件、发微信指示工作。
在抗争期间，我们小分队有向圈内人八卦到他老婆是谁、在哪上班。据说他老婆个性强势，他在家也没少受气。不久前他买了新房，两个小孩又要送国际学校，估计中年男人该有的压力，他一样都不少。
大家撤销了劳动仲裁。“共进退”群沉寂了下来。隔天，听说 Sherry 给 Lisa 打电话道了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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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6位数巨款在签约没几天后便到了账。工作一年就拿到这个数目，很OK了。接下来小半年不用上班，还可以享受与之前差不多的工资——我在理智上这样安慰自己，却渐渐难掩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来的焦虑。
本来我对自身的期待，是无缝衔接去新公司报到，毕竟我工作这么多年来，勤勤恳恳，从未有过空档期。但陆续面试了好几家公司，每家都面了好几轮，有些面着面着说是 headcount没了，只有一家，在第五轮终面见了总经理，然后又是漫长等待。问猎头，说是有戏的，我就一直抱着希望在等，可到最后，还是空等一场。
这次面试打击对我不小，再后面就没什么特别合适的机会了。转眼，离职3个月了，我开始对自己产生诸多怀疑。我彻底变成了一个自由人，从上班、维权期间每天8点起床，到关掉闹钟、拉上厚厚的遮光帘，一觉再加一觉睡到中午。从餐厅到客厅，人不知怎的，总会回到床上，躺平、玩手机，微信上没有任何人找，就这么慢慢又睡着了。
我开始埋怨起我的身体，为什么总是这么疲惫？我开始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我就只会闲着睡觉？我越发想蜷缩进被子，想和外部的一切隔绝。睡觉很好，因为会做梦。梦里总有这样那样的情节，像是一种身体的代偿活动，替我去接触这个世界。
我有时会在家嗷嗷地哭起来，好悲伤啊，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就是这样吗？一个成年人为何战胜不了一场小小的layoff（裁员）？老公总是对我说：“没关系，你正好休息一阵。”他安慰我一切只是暂时的。我理智上知道，但生理上的不舒服是真的。除了总是感到疲惫，我的记忆力也变差了，嘴巴表达不出我脑中的想法。
在离职半年后，我开始了新工作，工作量大了不少，原本想着大干一番，却因为身体上的这些情况而力不从心。不佳的表现又让我自责、内耗。新团队人际关系冷漠，大家各干各的，也让感性的我很不适应。枕头上开始有了大把的掉发，我常常在凌晨3、4点惊醒，开始需要在午休时间躲进厕所隔间里默默哭一会儿，老板向我说话时，脑子就“轰”地一下，浑身发热，到后来，演变成只要他一叫我名字，我就汗毛竖起、心跳加快。
我和 Lisa 见了一面，她说离职后她会哭，有心慌症状，不久前去医院看了身心科，确诊 PTSD。她现在就在家看看书、种种花草，休养着。回家一查资料，我才明白过来这段时间所经历的症状，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之前我只是一度怀疑自己变傻了、能力不足。为了自己的健康，一个月后，我决定离职。
辞职后，妈妈给我在老家配了些疏肝解郁的中成药寄过来，吃了一个月，胃口和睡眠情况有所改善。我规律运动，不抱野心地做起运营小账号的兼职，养花插花，帮朋友带狗。几个月过后，我刷到一个朋友带有情绪的朋友圈，私信问她怎么回事。那天聊完，我跟她说，发现自己在心里冒出想关心人的念头的一瞬间，好像就感到自己复原了。我承认自己需要休息，不再一味去证明自己有多能干，“我没有工作就一文不值”的谎言，不再捆绑我了。
前段时间，老同事聚会，之前帮我们的两个同事，也在半年前喜提公司第二轮裁员大礼包，现在整个办公室，包括总经理在内，只剩下5个人。被裁员这小两年，每过几个月就会看到一些外企整体或部分撤离中国市场的新闻，生活在这个时代，也许一个没被裁员过的打工人，人生是不完整的吧。
年底，我看《年会不能停》，大厂裁员、派系斗争，几位主角从撕逼到和好，我从笑看到哭。编剧安排了一个圆满结局，董事长站起身表态：“那些本不该失去工作的同事们，我会让大家回来的。”而现实里，我们曾一直寄希望于会“主持公道”的美国总部，自始至终没有回应。谁会真的在乎被裁掉的人？又是按什么标准去区分谁应不应该被裁？
这几天搬家，我在一个不怎么打开的柜子里，翻出了写着前总经理名字的“暴力裁员”横幅，白底黑字的，簇新。想起这是当时一个同事去复印店制作好，最后邮寄到了我家，可终究是没有用上。
我笑了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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