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识猷：#世上神马研究都有#一篇论文，关于全职儿女。
📄 马川.“全职儿女”现象：当代青年的社会避险机制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4(02):86-93.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4.0021.
👥所谓“全职儿女”，是指与父母同住，通过承担家务劳动和提供精神慰藉换取父母经济支持的青年，形成“父母发薪、工作在家”的特殊代际实践。
“全职儿女”现象与老龄化加剧、经济预期放缓、内卷泛化等现实问题相连，是部分青年面对升学就业压力策略性选择的社会避险机制。
👥由时间加速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逼近，青年面对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包括生活节奏加剧、竞争压力陡增、试错成本变高等。
社会时间压缩个体时间，要求短时出成绩、短时出效率、短时出奇迹。
时间加速日益转变为人生规范，不仅要求青年要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更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业、工作、结婚、生娃而且最好是两娃等重大生活任务，攀登人生巅峰争当“人生赢家”。
时间压缩对年龄的压低和精力搜刮还体现在各个行业，如大厂中的“35岁现象”、高校中的“非升即走”、社会心态期盼“45岁退休”等。
以上种种导致青年的“含压量”极高，时间焦虑翻倍。
青年的选择看似变多，但试错成本也在增加。“内卷”和“躺平”是不同青年在面对时间焦虑时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
“全职儿女”现象也是青年对时间焦虑的反馈。
👥最近几年青年试图通过考公考编上岸求稳业已成为一种趋势。大部分“95后”“00后”的“全职儿女”以在家付出劳动换取家人给予报酬的方式，复习准备再战考公、考编、考研，是时间的“快”和生活的“稳”权衡后的折中。
如果说欧美青年以旅游为间隔年（gap year）的首选，那我国的青年则在时间焦虑和现实生计中选择隔年再战为升学就业做准备。
👥“全职儿女”家庭中，父母给子女发工资、提供一日三餐与住宿，子女分担或负责家务劳动的同时还要陪伴与倾听。有些“全职儿女”还和父母签订协议，包括“电话消息必回，24小时陪伴，笑脸相迎”等。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中最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子女的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不能并存。
在一般的家庭养老实践中，子女由于个人发展、职业投入或是恋爱婚姻、子女养育等多方面原因，对父母的情感需求存在满足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
而“全职子女”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和陪伴需求，即使在表面上是以父母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但这种购买服务与购买家政工服务也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别。其核心就在于关系的亲疏远近，在绝大多数父母看来，血缘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的意义非比寻常，子女在身边本身就是对父母极大的精神慰藉。
👥“全职儿女”现象以儿女打头，实际上是家庭代际功能实践面对现实困境的一种变通手段。
一方面，面对经济预期放缓、社会内卷加剧、青年失业率浮动几方面问题叠加的现实状况，青年选择回归原生家庭的方式带有自救与避险的意味。他们以戏谑或自嘲的方式谈论自己如何与父母相处，以换取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现实庇护。
在经济收紧和时间压缩的状况下，青年的反向逆行表明了自我探索过程的艰难与多样，其自身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与道德焦虑呈结构性增长态势。
另一方面，家庭代际关系在此时发挥了它的托底功能。它以略带“功利性”的方式接纳了青年子女，并对他们提出现实要求与未来期许。他们还采用了消费社会中最为熟悉的模式，即通过购买服务与签订相关契约的方式建构与子女的全新关系。
👥从现实际遇来看，就业、房价、经济压力、健康问题等共同汇聚成当代青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首先，当代青年就业机会受限，竞争激烈。连续数年均面临着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就业市场供需失衡、摩擦性失业问题加剧等问题。
其次，房价的居高不下、租房成本相对较高也是青年面临的发展困境之一。首付、还贷、长期租房等压力使得青年的可支配收入降低，引发消费能力下降。这进一步激化相关产业和服务行业的衰退，让青年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再次，生活成本上涨让青年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青年购买临期食品、涌入社区食堂、吃“白人饭”等与消费降级相关的新现象层出不穷。食品、医疗、交通、通信等基本费用的增加，使得青年不得不为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操心。
最后，由于各种压力、困境与挑战的夹击，青年群体经受着越来越多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压力、疲劳和迷茫，进而引发失眠焦虑、抑郁、孤独甚至可能导致自杀等不可逆的后果。
👥“全职儿女”现象的出现，真实地反映出家庭的代际韧性与家庭共同体在多方面多领域的深层联结，以及在应对社会风险与青年发展困局中的独特作用。
👥即使个体原子化是一种趋势，但面对风险社会和真实风险来袭，青年以各种方式寻求生活庇护、情感皈依与心灵疗愈，或“发疯”、或“上香”、或“彩票”、或“搭子”。但无论如何，家庭始终是青年异常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与情感依傍港湾。
👥“全职儿女”和“啃老”，两者在亲子双方的投入动机、行为特征、行为表现、角色分工、存续时间、未来规划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其治理机制也需要有所区分。当然也不排除两者相似重叠的可能。两者重叠的范围越大，青年个体发展、家庭代际周期、社会经济运行、家庭整体发展都将滑落到更为艰难的境地。
“全职儿女”群体还包括本文尚未涉及的外延部分，外延家庭中的全脱产陪护问题亟须关注。这部分“全职儿女”多为“70后”“80后”且大部分为女性，她们在老人患病后选择脱产回家全职陪护照顾直至老人痊愈或去世。这其中表现与反映的问题和“95后”“00后”全职儿女有所差异，更多涉及社会支持系统与家庭支持系统的协调问题。在深度老龄化社会，类似脱产陪护的“全职儿女”将会越来越普遍，且他们的生活保障、社会福利与后续发展等问题也将更为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