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老家有荔枝吗？
蔡襄的《荔枝谱》首言，“荔枝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巴蜀在唐以前就有荔枝的记载，经唐宋明清民国，直到今天都有荔枝的分布。苏轼系眉州眉山人，眉州属成都府路。资料显示，在唐时乃到北宋初年，成都尚有荔枝分布。如唐朝诗人张籍《成都曲》：“新雨山头荔枝熟”，卢纶《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晩程椒瘴热。野饭荔枝阴”，北宋薛田《成都书事百韵》：“月季冒霜秋肯挫，荔枝冲瘴夏宜然”，宋祁《避暑江渎祠池》：“烟稠芰荷叶，霞热荔支房”。
宋代眉州临近的嘉州等地有荔枝分布，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宋白诗：“嘉阳信美郡，风物眷多奇。有湖题明月，有楼名荔枝。”赵抃诗：“嘉阳天远被熏风，荔子呈祥郡馆中。”吴中复诗：“莫爱荔子红，岁作嘉州孽。”范纯仁曾于1070年权成都府路转运使，曾以眉州绿荔枝寄吴仲庶，并有诗：“嘉川荔子著芳名，携从归鞍到锦城。”绿荔枝是西南荔枝中的一个品种，《海录碎事》载，“绿荔枝戎州所出，肉熟而皮犹绿”。
南宋范成大曾到过眉山、叙州、嘉州考察荔枝，发现嘉州城“尤多荔枝，皆大本，轮囷数围，以九顶寺殿前槱核者为最，每岁，宪司专之”。在戎州，“见马湖两岸多荔子林”，又舟行至开江口（今重庆开江县），见“阁前有大荔枝两株，交柯蔽映。入蜀道，至此始见荔枝。”“辛巳。招送客燕于眉山馆，与叙别。荔子已过，郡中犹余一株，皆如渥丹，尽撷以见饷。”又曾“参成都议幙，摄事汉嘉，一见荔子熟。”范成大考察的结果得出结论：“自眉、嘉至涪，皆产荔枝。”这个结论在他的书中重复了两遍。
不过到过成都的南宋诗人陆游对前人的观察表示怀疑。针对唐朝诗人张籍《成都曲》“新雨山头荔枝熟”的诗句，指出“此未曾至成都者也。成都无山，亦无荔枝。”他还引苏辙的诗说：“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断言“眉之彭山县已无荔枝矣，况成都乎！”
可以肯定的是，唐宋之交成都还有荔枝，南宋时成都邻近的嘉州还有荔枝，那么，出生于北宋中叶，又生活在成都和嘉州之间的苏轼兄弟是否在自己的家乡眉州吃过或者是见到过本地的荔枝呢？气象学家竺可桢说：“宋苏轼时候，荔枝只能生于其家乡眉山（成都以南60千米）和更南60千米的乐山，在其诗中及其弟苏辙的诗中，有所说明。南宋时代，陆游和范成大均在四川居住一些时间，对于荔枝的分布极为注意。从陆游的诗中和范成大所著《吴船录》书中所言，第十二世纪，四川眉山已不生荔枝。作为经济作物，只乐山尚有大木轮围的老树。荔枝到四川南部沿长江一带如宜宾、泸州才大量种植。现在眉山还能生长荔枝，然非作为经济作物。苏东坡公园里有一株荔枝树，据说约一百年了。现在眉山市场上的荔枝果，来自眉山之南的乐山以及更为东南方的泸州。由此证明，今天的气候条件更像北宋时代，而比南宋时代温暖。从杭州春节最后降雪的日期来判断，杭州在南宋时候（十二世纪），四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1～2℃。”
荔枝是一种热带、亚热带水果，耐寒性很差，对此古人早有认识。蔡襄说：“性畏高寒，不堪移殖”“初种畏寒，方五六年，深冬覆之，以护霜霰，福州之西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殖。”尽管从汉代开始就试图把荔枝从南方移植到北方，如汉代上林苑的扶荔宫，很多人为此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并没有移植成功。由于这个原因，荔枝主要分布在中国北纬18～29度范围内，广东栽培最多，福建和广西次之，四川、云南、贵州及台湾等省也有少量栽培。
北方人要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荔枝，只能通过快递方式，典型的就是唐代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置骑传送的做法始于东汉。一度中断之后，至唐玄宗统治时又开始恢复。但是，贵妃吃的荔枝来自何处？这是从宋代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就存在岭南和巴蜀两说。宋代以前“诸书皆云南海进荔枝”。唐人鲍防《杂感》诗曰：“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陈襄也认为杨贵妃所食荔枝可能来自广东和福建等地。他所作《荔枝歌》中提到荔枝产地为番禺和闽州，也提到杨贵妃的史实。宋代以后，荔枝来自巴蜀的说法越来越多。蔡襄、苏轼等人认为，唐时进献到皇宫的荔枝来自涪州，而非岭南也。元代也有“成都遥进新荔枝”的诗句。明地理学家王士性，清顾祖禹都有荔枝取自涪州之说。
还有一说认为，汉唐时期，荔枝进入北方的途径可能有两条，即南海与巴蜀并进，即蔡襄《荔枝谱》中所谓的“洛阳取于岭南，长安取于巴蜀”，但也有可能由岭南直接进献到长安。就岭南和巴蜀而言，也可能有多方参与。
巴蜀方面，除了涪州外，据宋人所说还有泸（州）、戎（州）的说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明皇时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者，谓泸戎产也，故杜子美有“忆向泸戎摘荔枝”之句。苏轼生活的时代，泸州还有荔枝出产。文同在《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枝》诗中，描述了客人从泸州南部带来荔枝，童稚争食的场面。同属巴蜀的忠州也被认为是贡荔的产地。
竺可桢虽然从气象学上推论眉山有荔枝，并且说苏轼兄弟在诗中有说明。但事实上苏诗中有关荔枝的文字不少，直接提到眉山荔枝的时候并不多，更没有直接提到在眉山老家吃到本地产荔枝的事实。倒是苏轼在他父亲过世之后，结束丁忧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同乡好友蔡子华为他种下荔枝，作为纪念，等待他的归来。当时苏轼才50多岁，然而多年后，荔枝都已结果，但苏轼还是未能回到故乡。苏轼在杭州时有《寄蔡子华》诗纪其事：“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茘子待我归。茘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看样子苏轼最终还是没有吃到过家乡产的荔枝。苏轼有诗“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宋人也认为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也没有包括眉州在内。苏门学士黄庭坚说：“廖致平送绿荔支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支绿酒亦为戎州第一”，并有“王公权家荔支绿，廖致平家绿荔支”的诗句，也没有提到眉山荔枝。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提到戎州、泸州、福州、泉州、道州、涪州、渝州、广州、梧州、邕州等地土产中皆有荔枝的记载，如涪州乐温县“县地颇产荔枝，其味尤胜诸岭”。而所载眉州的土产则只有麸金、秫米和茶。
上述情况无法说明眉州不产荔枝或产荔无多，那么，到底眉州有无荔枝，或者说苏轼是否吃过本地出产的荔枝？苏辙在《送贾讷朝奉通判眉州》的诗中加注提到，“眉州倅厅旧有荔枝二株，甚大”。“旧有”二字，似乎说明从前有过，当时没有，至少当时身在外地的他对眉州是否有荔枝不是那么肯定。苏辙在《奉同子瞻荔支叹》写道：“蜀中荔支止嘉州，余波及眉半有不。稻糠宿火却霜霰，结子仅与黄金侔。”他直观地感受到气候对荔枝分布的影响。由于气候的原因，眉山在当时似已不适合荔枝生产，虽然采取了稻糠宿火的防寒措施，但结实稀少。可以肯定的是眉州处于荔枝种植的北缘，当地可以种荔枝，但种植面积不大，似乎只有零星的种植。文同在《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枝》诗中有“生眼不识忍”一句，也显示荔枝在当地已不多见。在文同的另一首诗中提到“伐枯株”古荔的事实，也显示当地旧有的荔枝种植已经走向衰败。
如此看来，苏轼兄弟生活在眉州的时候，接触到荔枝的机会并不多，唯其如此，当苏轼到岭南初尝荔枝之后，他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在苏轼看来，海隅和荔枝的关系，就如同云山与松桧，霜雪和樝梨之间的关系。特定的生物是由特定的环境造成的。也是因为如此，他才会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诗句的出现。
“日啖荔枝三百颗”
尽管苏轼在到达岭南之前，早就听说过荔枝，也在不同场合吃过经加工过的荔枝，甚至苏轼的家乡也距荔枝产地不远，但他可能只是到岭南以后才吃到新鲜的荔枝。绍圣二年（1095），也就是苏轼到达岭南惠州的第二年，年已花甲的苏轼在当年的四月十一日初食新鲜的荔枝，初次的体验给人深刻的印象。去年他一抵达惠州，便写下了《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的诗，这次同样也是如此。此前，蔡襄就写过题为“七月二十四日食茘枝”的诗，与之相比，除日期不同之外，还多了一个“初”字，显示苏轼是到了岭南以后才初尝鲜荔枝。也正是因为如此，苏轼对荔枝的感受才更为强烈。诗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吃新鲜荔枝的感受。
虽然此时的苏轼还没有吃到岭南最好的荔枝，但荔枝已经改变了他对岭南的印象，对于“涉世本为口”的他来说，甚至觉得“南来万里真良图”。他写了好些与荔枝有关的诗句，例如，“旨酒荔蕉，绝甘分珍。”“新年结荔子，主人黄壤隔。”“前堂画烛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裳。”“荔子无几何，黄甘遽如许。”“绛囊悬荔枝，雪粉剖桄榔。”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荔枝叹》。
惠州太守东堂是纪念已故丞相陈文惠的祠堂。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谓之将军树。绍圣三年（1096），这颗荔枝树丰产，苏轼得以尝啖。为此，他赋诗二首，其一便是对将军荔枝的描述，“丞相祠堂下，将军大树旁。炎云骈火实，瑞露酌天浆。烂紫垂先熟，高红挂远扬。分甘遍铃下，也到黑衣郎”。其二便是脍炙人口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吃到新鲜荔枝的机会越来越多。在回复门生张耒的信中提到，“荔枝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在与表兄程正辅的信中也提到“荔枝正熟，就林恣食，亦一快也，恨不同尝”。荔枝成为苏轼的心头念想。到惠州后的第二个新年的时候，他就盼着至迟要到四、五月才能成熟的荔枝。“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好客的苏轼喜欢用荔枝来招待客人。昙秀到惠州来看望苏轼，并送给苏轼佛家经藏，苏轼热情地款待了他，只是季节不对，没有让昙秀吃上岭南的荔枝，苏轼为此而遗憾，在赠昙秀的诗中，他客气地说：“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子何时丹。”
在惠州期间，他所吃过的荔枝除了自己亲手摘的以外，还品尝到亲友们馈送的荔枝。他在给程正辅的信中提到，“蜜极佳，荔枝蒙颁赐，谨附谢恳”,显然他的这位表兄给他送过荔枝。他还收到过博罗县令林天和“惠贶”的品位“极佳，郡中极少得”的荔子。他还收到过吴秀才送来的荔枝，觉得“以口腹之故，千里劳人”,很不好意思。显然，这荔枝并非本地所产。送荔枝给苏轼的还有欧阳知晦。欧阳送给苏轼有桃、荔、米、醋等物，但苏轼最感兴趣的是荔枝，而朋友们总是想方设法从四面八方投其所好。有人就通过“健行”的方式，给他送来了“二广未有”“其香如陈家紫，但差小尔”的荔枝。当然“香如陈家紫”只是他听人说的，未必他真的吃过福建产的陈家紫，但他的朋友中肯定有人吃过，因此才能做出这种比较。苏轼在接受亲友送来荔枝的同时，也礼尚往来，给一些亲友寄送荔枝。这次信使送来的“二广未有”的荔枝，也使苏轼等五人，“饱外又以归遗”,即吃饱之后，拿回家，分送亲朋好友。在惠州期间送给罗秘校“增城荔子一篮，附去人驰上”。
苏轼被安置岭南惠州，时已近花甲。一位六十岁的老人被发配到如此僻远之地，实难做北归之想。荔枝成了他留下来的理由。居惠的第三年，苏轼决定在当地营建白鹤峰新居。新居落成后，他想在新居周围种植一些果木，其中就包括荔枝。苏轼十分关注荔枝的长势和成熟情况。《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其二道：“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
虽然苏轼在种植荔枝的时候选择树龄适中的树苗，但还是没能吃到自己亲手栽种的荔枝。白鹤峰新居落成不久，苏轼再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在海南，甚至是去海南的路上，苏轼没有放弃种植荔枝。传说广东江门鹤山县有东坡里，苏轼谪海南时，路过此地，“尝于此摘荔，食之美，以指掐其核，后所生荔枝有指甲痕”。这个传说也流传于广东新会石螺冈。被苏轼选中掐核的荔枝因名之曰“东坡荔”“今其地种荔甚繁”。
苏轼种荔枝，非常注重选种。“骨细肌香”是他选择荔枝的标准，即要求荔枝“核小而肉厚”。《梦溪笔谈》中记载了闽中本地荔农的做法，“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复种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种之不复牙”。这种方法借鉴了牲畜业中的阉割术，通过抑制根部生长，控制生殖生长，增加营养生长，“正如六畜去势，则多肉而不复有子耳”。苏轼的方法与之不同，他直接将选择的重点放在核的选择上面。东坡荔便是他核选出来的品种。
苏轼在海南的住处，“石峰之侧多荔枝、黄柑”。在海南三年后，苏轼获得北归的机会，但他放不下他所种植的荔枝，叮嘱老农照看他种植的荔枝树。苏辙在《奉同子瞻荔支叹》中写道：“平居着鞭苦不早，东坡南窜岭南道。海边百物非平生，独数山前茘支好。荔色味巧留人，不管年来白发新。得归便拟寻乡路，枣栗园林不须顾。青枝丹实须十株，丁宁附书老农圃。”离开海南，渡海到雷州的时候，已是风烛残年的他仍然没有忘记荔枝种植，因此在抵达雷州的时候仍然留有“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荔子无几何，黄柑遽如许”的诗句。
苏轼对荔枝的认识
宋人陶弼在一首《食杨梅》的诗中说，“岭北土寒无荔子，人言形味似杨梅”。苏轼到岭南之前虽然少有吃新鲜荔枝的机会，但通过书本和朋友们的介绍，对于荔枝还是有所了解的。但前人对荔枝的描述未必正确，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例如，竺芝《扶南记》对荔枝的描述就与其他志书的记载有所不同，就以树高而方为例，一般说“树高五六丈”，该书则说，“其木高二三丈，自径尺至于合抱，颇类桂木、冬青之属”。各书对于荔枝果实形态的描述也不尽相同，如《扶南记》载：“实如松花之初生者，壳若罗文，初青渐红，肉淡如肪玉，味甘而多汁。”《异物志》的描述是：“生时，大如鸡子，其肤光泽。皮中食，干则焦小，则肌核不如生时奇。”《广州志》的描述则是：“实如鸡子，甘而多汁”“壳朱肉白”。
借助前人似是而非的描述，苏轼知道荔枝生长期很长，在诗中说：“荔实周天两岁星。”并自注：“荔枝至难长，二十四，五年乃实。”除了荔枝的生长期以外，他对荔枝的叶、花、果实等也有相当的了解。例如，“叶似杨梅蒸雾雨，花如卢橘傲风霜”“本自玉肌非鹄浴，至今丹壳似猩刑”。这当然也可能是借用了前人的描述，但比对之后发现，二者有所不同。例如，白居易《荔枝图记》对荔枝的描述是：“叶如桂，冬青；花如橘，春荣。”到岭南之前，苏轼吃到的更多是经过加工的荔枝，这使他对荔枝的加工方法，如红盐、蜜煎等有所了解。
苏轼到岭南以后，因为跟荔枝有了亲密接触，才对荔枝由外到内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先是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中有集中反映。首先，苏轼发现荔枝和杨梅、卢橘（枇杷）有共同的生境，它们都是常绿果树，“南村诸杨北村卢，白华青叶冬不枯”。其次，苏轼发现杨梅和卢橘先于荔枝成熟，“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子为先驱”。再次，苏轼发现荔枝的外观颜色，有绛红的外皮，中间是红色的膜，里面是白色的果肉，“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苏轼初食荔枝时，是用来下酒的，荔枝用冰盘盛上来，这使它更加美味。他将荔枝的味道与江鳐柱和河豚鱼联系起来。苏轼自注：“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
虽然有人觉得苏轼将荔枝比作世间美味“江鳐”“河豚”有些不妥，甚至推断苏轼所吃的是四月成熟的早熟品种荔枝，即广南火山荔枝，进而断定苏轼对于荔枝的认识还停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文帝、庾信的认识水平。当然也有人认为，苏轼是“善于比类者”。但苏轼坚持己见。在他看来，“荔枝似江瑶柱”。他喜欢用动物性食品来比喻植物性食品，“荔枝龙眼说”再次体现了他的这一风格。他认为，“荔子如食蝤蛑大蟹”“龙眼如食彭越石蟹”，一个有肉，一个有味。对于一个初食荔枝的人来说，苏轼对初体验用什么来形容都不过分。但到岭南之后，随着吃到荔枝的机会越来越多，苏轼便对荔枝有了比较和鉴别。于是他发现“土产早者，既酸且少”,显示对荔枝的认识有所提高。
荔枝认识史中的苏轼
中国北方人从汉代开始接触和认识荔枝。唐宋时期，对荔枝的认识已达到了最高水平。以后虽然增长，但长进不大。例如，元代《王祯农书》（1313）对于荔枝的记载，在祖述白居易和蔡襄等人的记述以外，并没有增加太多新的内容，以后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也沿袭了同样的内容。17世纪，波兰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MichelBoym，1612—1659）在1656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中有关于荔枝的记载，除了关于嫁接的内容源于访谈外，其余内容也基本上是取材于中国农书及本草书籍。
苏轼的荔枝知识，既有来自自身的体认，也有来自蔡襄《荔枝谱》等著作的记载。苏轼生在巴蜀之地，虽然其早年生活的小范围内未必有荔枝相伴，但更大点范围还是有荔枝的分布。苏轼自己就认为涪州是唐朝贡荔之地。苏轼在谪适岭南之前，虽然未必有食用新鲜荔枝的经验，但通过朋友们的馈送，吃到过经过加工的荔枝。只是到了岭南以后，才与荔枝有了亲密的接触，并对荔枝产生了新的认识，甚至也改变了他对于岭南的看法。
苏轼对荔枝的认识，和农书比较起来，虽然没有太多新的知识，但也大致不差。个别的说法甚至比农书更为靠谱。荔枝树结果较迟，实生法繁殖的一般需要6～7年，甚至十多年。但《王祯农书》说“种之四五十年，始开花结实”,而苏轼说“二十四，五年乃实”，并将这种认识用于生产实践当中。
但苏轼对于荔枝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感观层面。荔枝之美并没有使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进荔枝的品质、提高荔枝的产量中，去迎合当时已然商品化程度很高的荔枝产业市场，而是转入对荔枝历史与文化的思考，因而想到汉唐时向朝廷进贡荔枝而劳民伤财的故事，想到了李林甫的可恶，想到了唐羌的可敬，同时也联想到本朝的各种“争新买宠”的贡茶、贡花行为，写下《荔枝叹》一诗，对现实进行批判，也对皇帝进行规劝。但他致力于改造社会，有补于世道人心的努力，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苏轼《荔枝叹》对于贡荔、贡茶、贡花的批判，不幸都变成了社会现实，可谓一语成谶。元人有诗评论曰：
君谟起南服，感知无不为。芹曝犹欲献，茶贡讵非宜。草木贵多识，荔谱何伤而。岂意成滥觞，岁献妨耕犁。当年东坡老，作诗叹荔枝。诗语似成谶，采茶武夷溪。
（本文选摘自《苏轼的知识世界：博物学与宋代士人的生活》，曾雄生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注释从略。）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