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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之痛:一部书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命运

文/烟雨、六神磊磊

4月23日,除了是世界读书日外,还是一个人的生日,就是魏源。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国图志》,中国和日本之间曾有一段关于此书的往事,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简单来说就是,一百多年前同样被列强欺凌的时候,《海国图志》这本书,中国没读,日本却认真读了。后来日本迅速崛起,成为现代化强国,一度还暴打了中国。

当然,日本变强肯定不只是因为多读了一本书,但不可否认,这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魏源生于1794年,湖南邵阳人,是一位“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因为青年有才,他曾经和龚自珍齐名,并称“龚魏”。

后来他定居南京,用心编著《海国图志》,并和巡抚林则徐过从甚密。《海国图志》的写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林则徐的铺垫和影响。

关于这部书的内容,大家历史课上基本学过,都明白个大概。在此只简单说一下。在书中,魏源阐述了自己改良图存、富国强军的思想,还介绍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地理历史等丰富的知识。

比如“筹海篇”,魏源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惨败的原因,从守、战、策、兵、款等方方面面提出了应敌之策。

“世界地理篇”,介绍了海外诸国的地理历史、社会制度、天文历法、风俗习惯等,其中以英、美、法、俄最为详细。

“西洋技艺篇”,涵盖火器制造、战舰图纸等西方先进武器科技的介绍。

仅仅就以科学技术而论,《海国图志》就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地球天文合论》等最领先的天文知识,以及先进的造船、造舰、火器知识,对当时蒙昧落后的中国来说,堪称是无价之宝。

然而,这本书在当时中国的遭遇,令人大跌眼镜。


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而魏源在1842年12月就完成了初版五十卷的《海国图志》。二者相距不到四个月。

从这个成书速度上就能看到,当时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强烈担忧。

所以自1841年收到林则徐的委托后,魏源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海国图志》的编撰。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魏源和林则徐清醒地知道,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

然而,著作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激起什么水花。根据洪九来先生整理,《海国图志》诞生的头十年间,刊刻只有6版,传播范围也只局限在沿海不多的几个地方。

1847年9月广州的一份英文报纸中提到:“我们从未在广州的各家书店中听过有这么一部书……”

此时《海国图志》已经出版五年了,连当时对外开放最多的广州都难得一见,遑论其他地方。

也有个别开明的官员知道《海国图志》,但无济于事。一个名叫朱琦的御史就觉得《海国图志》不错,却因为人微言轻,无法上达天听。

直到《海国图志》问世后十多年,清廷高层仍然对这部书十分陌生。

咸丰八年(1858年),当时的兵部侍郎王茂荫因为形势危急,向咸丰帝推荐这部书,但他推荐的还是初版五十卷本的《海国图志》,事实上《海国图志》更详细的一百卷版已在1852年就编撰完成了。

由此也可见此部书在大清朝是多么遇冷。


非但不受欢迎,这部书还受到主流保守派的抵制和污蔑。

清朝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想中,非常傲慢和愚昧。

举个例子,鸦片战争时,大清已经被英国揍得满地找牙了,为了安抚洋人,清政府撤了林则徐的职,派琦善作为钦差大臣赴广东跟英国人谈判。琦善一度沾沾自喜道:“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夷情事。”

两国交战,琦善竟觉得刺探夷情是跌份的事,钦差都这样,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中英都开战好久了,大清皇帝还不知道英吉利位于何方何地。

傲慢和愚昧是一对双胞胎。早年间,洋人利玛窦曾经画过一幅世界地图,可官僚们发现世界地图上中国的位置“稍偏西而近于北”,且不在世界中央,面积也不是世界第一时,曾斥之为“肆谈无忌”的异端邪说。

《海国图志》中介绍洋人武器火炮、政治制度的内容,也被称之为奇技淫巧。如已算是开明人士的梁廷枏,也无法接受《海国图志》师夷长技的思想,认为“失体孰甚”!

有官员更是直言,向洋人学习,“古今无是理也!”

跟《海国图志》有类似遭遇的还有稍晚几年的另一部书籍《瀛寰志略》,它同样被攻击“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 “轻重失伦,尤伤国体”,最终被迫停止刊印。

魏源的好友姚莹就总结当时《海国图志》在大清的尴尬遭遇:“举世讳言…….已犯诸公之忌。”再搞科普,当心社死。


与《海国图志》在中国尴尬的相比,隔壁的日本却是另一番场景。

有一说一,日本的封闭一开始也并没有比大清强上多少,《海国图志》1851年就传入日本了,但因为书中有关于天主教的文字,此书进日本即遭幕府《天保镇压西学令》的封禁,根本流不进市场。

转变发生在1854年,这一年,又有15部《海国图志》进入日本,但这次没有被封禁,反而是官方征用了7部,剩下的8部则被允许流入民间。

何以有此变化呢?

因为1853年的美日黑船事件,套用咱们的话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同样是被人痛揍,同样的丧权辱国,同样是向洋人学习,日本展现出和大清完全不一样的危机意识:急需寻求世界知识及应付夷人之策。

所以看到对西方政治地理、军事科技记载如此详细的《海国图志》时,日本人难掩兴奋之情,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日本人杉木达就说:“英夷之侵满清,是前车之覆,后车不可以不戒焉。然则此书当今最为有用矣。”

1854年盐谷世弘在 《翻刊海国图志序》时更是直接指出:《海国图志》名为地理,实则为武备大典。

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通过《海国图志》了解英国和法国的国情及兵力,《海国图志》成为当时萨摩藩的必读书籍。

日本著名学者吉田松阴高度认可《海国图志》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以此教授他的日本学生,他的学生里有个叫伊藤博文的,就是后来当了日本首相,发动甲午战争的那位。

还有如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之辈都是《海国图志》的拥趸,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成了后来明治维新的股肱之士。

因为钦佩《海国图志》,他们往往对魏源也是推崇万分,引以为精神上的师友。

开明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魏源的 《海国图志》,拍案而呼:“呜呼 !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 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何奇也!”


几个数据能直观体现出《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

比如价格,1851年《海国图志》刚入日本时的价格时130目,1854年,上涨至180目,到了1859年,价格一路涨到了436目。

短短数年,翻了近三倍,一本中国书,一时竟搞得日本纸贵。为何价格涨如此快?归根结底就是想看的人太多。

日本学者赖醇在《海国图志训译序》里说:“独憾其舶载不过数十部,故海内希睹其书焉!“海内都希望读到此书,可见《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受追捧程度。

还有刊印数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的统计,从 1854-1856年的短短3年时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竟有21种之多。

而这些翻刻本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它们并不是全本翻刻,而是非常精准的选了日本朝野关注的如加强海防、火器制造、美英国等国情介绍的内容。

和当时中国对《海国图志》的冷淡和抵触相比,简直是霄壤之别。

如果说百年前的国难是次考试的话,中国跟日本这两个考生究竟是如何拉开差距的,这些数字或许就是答案之一。


这之后,两国的国运也就迅速拉开了差距。

1861年,《海国图志》在中国成书20年后,大清终于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

而提及这二十年,左宗棠无不遗憾的说道:“书成,魏子殁,后二十载,事局如故。”

拥有神功秘籍二十年,但中国没一点变化,世界又能等你几个二十年?

1868年,《海国图志》在日本畅销10余年后,日本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1895中日甲午海战,日本一战打败中国,奠定了其强国的地位。

一对邻居,一个失去了二十年,一个抓住了二十年,这番对比不可谓不强烈,也不可谓不讽刺。

念及此处,就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叹:“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

到今天,魏源和他的著作,已过去近两个世纪。这段中日之间的读书往事,却依然让人感慨。

汉代大经学家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大概这就是答案吧。

参考文献:《 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探源——刘长庚;《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及影响之比较——刘燕;十九世纪中期东亚书籍环流与阅读接受———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例——武文杰。一并感谢。

来源:六神磊磊读金庸 微信号:dujinyon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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