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卷不动的年轻人，重回北上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们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们，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

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再，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

文 |谢紫怡

编辑|Yang

运营|虎鲸

杭漂，漂不动了

黎林桦决心离开杭州了。

彻底离开之前，她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5个人改了3次。结果，当黎林桦到达约好的KTV，迎接她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

她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9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黎林桦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她也终于要说告别了。

广东人黎林桦，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3月，她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

在内容运营岗位，黎林桦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她感到挫败。

“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黎林桦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

同样地，2021年，向净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她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去年9月，她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

因为一份工作，来到杭州，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们，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

▲杭州西湖苏堤春晓。图 /视觉中国

大概六七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12.46%，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们，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

“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们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

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官方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生39.7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14.6万人。

杭州的互联网大厂们正在经历收缩。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

各种“降本增效”下，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颜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

当初，颜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一起离开北京的朋友，都自称为“脱北者”。但最近，她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

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美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种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三十多岁的浙江人Amy，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十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两千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她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

对Amy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算不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它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

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MCN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MCN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随地大小班”。杭漂两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她“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她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从杭州离开，黎林桦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她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儿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她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

▲图 /视觉中国

人人都有“杭州梦”

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

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四十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P6升到P8。

那时，百度还是BAT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

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

▲丁小乐拍摄的阿里巴巴园区。图 /受访者提供

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

物流行业的Amy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在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1.2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万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万。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

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8大顶流MCN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谦寻、辛巴的辛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万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薇娅、或者李佳琦。

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

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几次北京，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

尽管只经历过两季，黎林桦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她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

▲黎林桦在西湖散步。图 /受访者提供

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许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她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

颜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

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逸乐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

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2010-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已从47.8%一路下降至29.9%。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红利不再

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互联网公司的转折，来的如此之快。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顺周期的年代里，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

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

他是在2000年前后来杭州的，那时他从湖北的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的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路，变得更难了。

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

硕士毕业后，黎林桦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她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她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三十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回音了。

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她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她一样焦虑。黎林桦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她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它互联网大厂的做法。

面试黎林桦的mentor，在两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两人。

向净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百分之十几。”还有人称，她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

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们转而研究起AI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

工作三年，他已经算部门的“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四年里只有一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

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净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offer的22级应届生也被毁约了。

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许炜灵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她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她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

经常性加班到凌晨一二点，第二天早上八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一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许炜灵曾暴跌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

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在浙江一个县城，按照以前一天都能够卖出二三十套的数据，到后面，他们一个月都卖不出去一套。

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她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五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许炜灵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行散散心。

▲辞职之后，许炜灵去到普吉岛旅游。图 /受访者提供

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MCN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七八千。

闲暇时间，张超越在张纯如的《美国华人史》中，看到了一种作为华人个体的“卷”——上一辈劳苦一生，只为子孙谋福利，后代又是一个奋斗的轮回。

“他们除了吃饭睡觉，所有时间都在干活。乐趣就是把钱寄回家里，孩子长大了把再把照片寄给他。就这样一直干活，看着照片，过完了一辈子。”张超越说，他是非典型的程序员，他很害怕无意义感，希望在职业上有不一样的追求。

他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有都已经空出了五六户。

这是理想生活吗？

置身于工作岗位上，黎林桦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她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她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她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

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杭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离开杭州前，在MCN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她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十分钟。

老家县城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9晚5，月薪6千。但是，在那个四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她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

黎林桦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她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四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

▲图 / 视觉中国

“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她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她常常会觉得很愧疚。

在她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都正常地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黎林桦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个几个月是要死要活的？”她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但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工作了两年的向净海，将她的工作总结为三个“体验差”——一个是喜欢向上管理，一个是PPT文化，还有就是PUA。

让向净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KPI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

后面一段时间，向净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她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

▲向净海每天下班会绕道经过的天目里。图 / 受访者提供

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

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颜楠整夜地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

光是修改简历，她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颜楠知道，她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她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她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

离开的，留下的

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林桦，偶尔也会感到落差。

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她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两三点。

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7天连锁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

黎林桦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她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

但最终使她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林桦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她又买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

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净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她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她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的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

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它的去魅。

“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offer，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净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她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她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