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行业终究还是让状元们失望了

基金降薪小作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批量生产。

“某银行系公募基金敲定降薪方案，基金经理年收入上限被设定为120万。”“公募基金300万年薪以上或被要求追溯退还。”“X商基金要求退奖金，基金经理集体去富国面试。然后招X基金董事长打电话给富国董事长，敢要我的人，就让X行把富国的渠道给断了。”

从降薪到退薪，到“高端”的商战，再到大量基金经理人事变动公告。截止6月20日，年内已经有152位基金经理离任，仅次于2015年同期。只不过，相比于2015年火爆行情中的良禽择木而栖，今年的关键词，却是缩水的绩效，消失的年终奖，以及一轮强过一轮的监管和倒查。

一直以来，金融行业都被认为是离钱最近的行业。基金经理们操盘着上亿乃至上百亿的资产，王健林嘴里的一个小目标只是这个行业的基础货币。

公募基金在金融行业的鄙视链上不一定能排到第一梯队，但不能否认基金经理是打工人天花板的存在。据太智联合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基金经理税前年薪中位数为169万元[4]。之后此类数据再难更新，只能在小红书的康帝酒杯与无边泳池窥得端倪。

与高薪相应的，是无数年轻人的趋之若鹜。金融圈的光鲜让基金经理成为一个状元密度不低的群体——王筱苓、李博、林英睿、屠环宇等等，这个名单可以写很长。

降薪与限薪之下，这种吸引力受到挑战。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近期2023—2024受尊敬企业年会上提到金融行业降薪，“金融业降薪不是惩罚性的，而是为了降低金融业吸引力，转向发展制造业。”

未出校门的“陶无忌”与“田晓慧”们依然在点赞和收藏基金公司校招攻略，但身处其中的从业者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

事实上，如今的基金经理们面临的何止降薪？就像光伏行业在闪光过后很快陷入亏损泥淖，今天的基金行业，正在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阵痛期。

拉扯与实锤

虽然明星基金经理的叙事早已崩塌，但是王亚伟和蔡嵩松这两个曾站在公募顶流之列的男人，一个失联，一个被捕，作为某种象征，拉开了整个公募基金行业强监管的序幕。

王亚伟的战绩不消多说，势头最猛的2007年，王亚伟以226.24%的收益率登顶全球基金经理业绩第二。王亚伟也不止一次被人质疑，“这钱是正道来的么？”

早在2014年，就有传言王亚伟被牵连进前同事罗泽萍案的调查中。罗泽萍曾被评为“最会赚钱的五大女基金经理之一”，在2007年11月至2014年2月期间，与其弟使用他人证券账户进行交易，借助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非法获利达1300余万元。

王亚伟最终平安度过罗泽萍案，此后先高调后低调地当了多年私募基金经理，直到去年2月，王亚伟卸任千合资本董事长，被传失联。

第一次失联风波并未引起市场关注，然后到了6月，王亚伟的安徽老乡、“十亿省长”朱从玖落马，市场传言王亚伟受到牵连已被带走调查。鉴于两人渊源颇深，朱从玖的妻子是王亚伟公募时期的同事，这个说法显得可信度很高。

但很快，王亚伟用一条朋友圈证明了自己依然是自由之身。10月，王亚伟第三次被传失联，他也再次用同样的方式自证。这种拉扯止于今年2月，千合资本的公告，“因个人原因，王亚伟暂不参与公司运营管理。”有相熟的记者尝试通过手机和微信联系王亚伟，均未得到回复。

这种拉扯与昔日顶流，科技股最锋利的矛——蔡嵩松如出一辙。

早在2020年8月，市场就传出蔡嵩松因涉嫌内幕交易被调查的小作文，诺安基金也很快出面辟谣[5]。转眼到了2022年9月，诺安基金前总经理奥成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市场再次传出蔡嵩松涉案被调查的传闻。

2023年，蔡嵩松陆续卸任多只产品基金经理，面对基民的跑路质疑，诺安基金多次回应蔡嵩松的卸任是正常的人事调整。然而中秋节当天，诺安基金突然发布公告宣布蔡嵩松离职，离职一栏写的是“因个人原因”。

到今年4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公告中，蔡嵩松与诺安基金另一位基金经理曲泉儒一同成为被告，面对记者打去的电话，蔡嵩松回复，“这个是网上的说法，我没什么好说的[6]。”

不同于至今未有权威机构回应的王亚伟，蔡嵩松站上被告席已然实锤。据财新记者报道，蔡嵩松用自己管的产品为私募接盘，共获利几十万。相较于基金经理的高收入，为了区区几十万葬送自己前程的行为，引得围观者大为费解。

王亚伟与蔡嵩松，一个是安徽省理科状元，另一个是15岁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在普通人的眼中，他们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但在高学历泛滥的公募，成绩好只不过是所有基金经理几乎都有的一块敲门砖。

要冒尖，必须要需要做一些别人不想做或是不敢做的题。

蔡嵩松顺应人们对半导体自主可控的热忱，集中持有半导体股票博眼球，而王亚伟运用的则是一种更具时代背景的方式，在那个大量国企股改的年代，接连押中重组股。

然而我们现在拿放大镜去审视这些天才走过的道路，却充满了经不起审视的细节，一些与学习成绩、名校履历无关的细节。

我们时常听到基金公司营销某个年轻基金经理业绩生猛，会用上“鲜衣怒马”、“超级新人”，“天才少年”等词汇，一种A股对他而言很好炒的感觉。但大多数呈现的结果来看，基金圈“亚马尔”是少数，基金圈“法蒂”才是常态。

基金行业终究还是让状元们失望了，天才不一定是真的天才，努力也不一定努力的出来。

新兵与老将

与直觉相悖，相比越老越吃香的专家型职业，做中国的基金经理更像吃一碗青春饭。

截止5月底，全行业3774名公募基金经理中，仅28%经历过2018年熊市，13%经历过2015年熊市，而经历过2008年熊市的，仅0.6%。冰冷的数据展示的是公募基金行业极致的优胜劣汰，长期还留在这个行业的基金经理是少数中的少数。

淡水泉赵军，16岁读上南开大学“经济数学系”，他当时选择经济数学专业的目的就是想着学经济。之后到了大学，他明白自己大概成不了数学家，“因为隔壁宿舍就是数学专业班的学生，发自己和他们在数学领域没有办法比”，自己喜欢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看经济问题[9]。

公募行业经历过2008年熊市的仅占0.6%，虽然有后面扩容的原因，但这也足以证明A股并非像赵军所想，是一个相对数学更容易的行业。

这个行业每年都会吸引着名校金光闪闪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加入进来，但每年也会有大量的年轻基金经理被淘汰。

当“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成为一种常态化，年轻基金经理就很容易失去人权。据读数一帜报道，某基金经理因为管理规模过大得了重度抑郁症，向领导提出想要减少管理规模，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做基金经理，就去送外卖吧[2]。”

就如开头所说，年内离任的基金经理创近9年来的同期最高水平，从基金产品角度来看，年内已有超2000只产品发生基金经理变更。

除了少数熟面孔外，大多基金经理的离职少有人关注，跳槽、提前退休、犯事被查、业绩不佳等原因在基金公司发出的公告里会被统一标示为——“因个人原因”。多数因业绩原因离开这个行业的基金经理只能雁过无痕，只有特别“突出”的表现会被人们短暂地看到。

就比如上银基金施敏佳2023年底离职时，就凭借-46.18%收益率被冠以“年度亏损最多的公募基金经理”称号，其接任者管理经验仅有30天。

基金是一个残酷的行业。有人敢于犯罪，觉得自己不会被抓，这个幸运是侥幸。有人充满向往，终于卷入了一个金领行业，但那些被淘汰、被遗忘、沉默不语的年轻人，才是这个行业更大的基数。正因如此，反过来那些真正能够熬出资历的人成为行业里各家公司惦记的核心资产。

2023年11月，圆信永丰迎来一位没有股东背景的新任总经理——高健。这位外援能走马上任很大原因是与圆信永丰签了3年做到千亿规模的对赌协议[10]，主动权益部分的规模压力自然落在“当家一姐”范妍肩上。

范妍在研究员时期见识过08金融危机，上任基金经理两个月就遇上A股熔断，同样是面对规模压力不会没有底气，但她还是不愿赌上自己职业生涯积累的口碑，一走了之。失去了范妍的圆信永丰在主动权益上的号召力大打折扣，6月18日，圆信永丰兴盛混合基金宣布发行失败。

能够拿到反选资格的公募老将终究是极少数的幸存者偏差，在金融行业蓬勃发展的年景里，下岗基金经理再就业尚不是什么难题，无论是跳槽还是创业，总能继续呆在这个体面的行业。

但是随着行业的不断高质量发展，统计年鉴中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从2021年的818万下降到2022年的740万，“不做基金经理就去送外卖”说不定哪天就不再只是一句调侃。

尾声

财富爆发和小镇做题家逆袭的故事总能为聚光灯下的热门行业踩上一脚油门，但有时也是最后一脚。

2008年，北京商品房均价12500/平米[3]，同年，设计院里的技术骨干年综合收入可以轻松干上50万。4万亿的刺激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里挤满了各省前十名，招生办老师的宣传口径是：至少还有30年大规模建设期。2012年，年轻的设计师们让这个行业第一次出现人才供给过剩。

2016年，棚改货币化将中国地产行业推向最高潮，有房企薪酬总额涨幅高达796%[8]，多少高分考生怀揣三总五项的人生规划在第一志愿填下土木工程。等到他们毕业，剩下的只有保交楼和5折的地产债。

2021年，“贵族投行”人均薪资124万，券商是一个需要立规矩禁止炫富的行业，公募基金也在牛市中发出了几十个月的年终奖。当年在造富神话中高分挤进金融专业的考生们，明年就要毕业了。而今年的考生从张雪峰那得到的忠告是：“不让你学金融是在救你。”

行业从过热回归正常的过程中，有人高位止盈，也有人成为代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再受伤，重复诉说着一个简单的道理：刻舟求不到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