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物理学之外，天才的责任

文丨曾梦龙

编辑丨钱杨

李政道半侧着身子，站在讲台一边，脸微微上仰，略显傲慢和自负。1979 年北京，一位上过李政道物理课程的学生如此回忆。

李政道当时在北京友谊宾馆介绍国际学术前沿，讲了足足 7 周的课程，但国内学术界脱节已久，大多数人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他们记得李政道讲物理时炯炯发光的双眼，也记得他说，“科学中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简单的，复杂的东西都是枝节问题”。

李政道是毫无争议的天才，他曾总结，自己一生从事物理研究，生命的活力来自 “物理的挑战”。

他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工作，物理成为了他的生活方式，不以为奇，更不以为苦。2011 年，85 岁的李政道正式从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荣休。他经常重读自己年轻时代的论文以作消遣，但后来年事已高，逐渐看不懂自己的旧作了，就读大学物理教科书，还是以解题为乐。

由于身体问题，他退休后没再回过中国。2014 年，李政道搬离待了 61 年的纽约，去旧金山与儿孙相邻。李政道有两个儿子、七个孙子和一个曾孙。他常沐浴在加州的阳光下，独自在金门大桥海边漫步。

当地时间 2024 年 8 月 4 日凌晨，李政道在美国旧金山家中逝世，享年 98 岁。

他出生在上海富商家庭，但遭遇战争，过上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没有一张文凭，但靠着天赋，被芝加哥大学破格录取为研究生。1957 年，31 岁的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 “宇称不守恒” 现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也随之成为首位来自中国、史上第四年轻的诺奖得主。

李政道不仅充分施展了其天赋，也热心让更多中国人的天赋有机会施展。因为忧虑中国教育和科学人才匮乏难题，他建议设立 “少年班”、“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博士后制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这些项目、机制培养了无数科学、技术和商业等人才。

他还帮助中国更快进入互联网时代。《天语物道：李政道评传》一书称，1990 年代初，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迫切需要与世界各高能物理实验室通过互联网合作研究。万事开头难，李政道努力协调中美双方政府上层和科技人员，于 1993 年 3 月创建了中国第一条使用互联网通信协议的国际互联网服务系统。主持这一项目的高能物理所许榕生研究员著文说，如果没有李政道的努力，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起始，必定要推迟一些年。

1950 年，李政道与妻子秦惠䇹结婚。46 年后，秦惠䇹逝世。为纪念亡妻，他在 1998 年捐赠设立 “䇹政基金”，资助中国学生科研见习，让数千名年轻学者受益。

晚年，李政道思考、倡导科学与艺术结合，认为 “艺术和科学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而富有意义”。他创作了很多诗画悼念亡妻，也鼓励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杂七杂八的书多看一些，头脑就能比较灵活”。

他常将人生与科学结合，说 “对称展示宇宙之美，不对称生成宇宙之实”，“人生无几何，性命无代数。我们要珍惜人生，珍惜性命，努力工作，多作贡献”。

“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世界万物遵循什么规律，而蚂蚁不能”

1926 年 11 月 24 日，李政道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化肥商人家庭。他小学就读于私立的清心中学（今为市南中学），接受中英文并重的现代教育，每天都有车夫接送上下学。

战争中断了李政道的幸福童年。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打响，李政道陷入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先跟随家人逃到上海的英国租界，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政道和二哥与其他家人分散。几百公里的流亡后，兄弟俩经福建来到江西赣州，被当地救助难民的机构收留。

但赣州也非和平之地，日军常来轰炸，市民不得不逃出城去防空洞避难。为了生存，16 岁的李政道冒险留守城里，在日军轰炸时照看茶馆，茶馆客人的剩菜则是他的报酬。一次，他甚至目睹戴着头盔和眼镜的日本飞行员，幸亏躲藏得好，逃过一劫。

李政道战时没有放弃学习，靠努力进入了赣州联中。由于当时高考主要根据地理划分考区，他计划跋涉几百公里，报考那时迁到贵州贵阳的浙江大学。为了凑足路费，李政道当了一段时间中学物理和数学老师。在赣州，他在图书馆发现了由厦门大学原校长萨本栋撰写的教科书《普通物理学》。李政道也第一次系统自学了物理。

“自学” 是李政道学习和研究的特点。这种特质和他早年教育的碎片化有关，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李政道几乎没能完整地上课，只能靠自学。自学也成为支撑他在战时活下来、后来在研究中获得乐趣的意义源泉。

李政道曾回忆：“在战乱和饥荒中，到处都在死人，死跟生是很近的，总要有一个动力让你觉得要活下去。对我来说是什么动力呢？我看了那套商务印书馆的大学教科书，知道了自然界居然是有定律的！所以觉得人生研究这个，很有意思。”

“在赣州那段孤独无助的岁月，在敌机轰炸之下的逃难路上，环境再危险再艰苦，还是想办法要鼓励自己生存下去。怎么鼓励自己呢？每一个个人都有生存意义。（虽然）都是生命，可我跟蚂蚁不一样。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世界万物遵循什么规律，而蚂蚁不能。”

寻找自然界定律，或者说计算、破解难题变成了李政道从战时培养起来的一生爱好。比如他回忆，自己经常到吴大猷老师家求有难度的物理问题。后来，吴大猷干脆给他一本美国大学物理系高年级用的物理学教科书，要他把全书的习题都做出来。结果不到两个星期，李政道就解完了。吴大猷看了颇为惊讶，发现他解题思路独特、步骤简单，“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

“他问我：‘你才学了一年的物理，这本书上好多习题要用许多你没有学过的知识来求解，你从哪里学的？’ 我告诉吴老师，我脑子里整天装着物理方面的问题，自己琢磨不出来，就去找书本看。我在做习题、研究问题时，从不向人请教我怎样解题，不套用别人的解题方法，总是自己解问求答。” 李政道说。

李政道的学生诺曼·克里斯特（Norman Christ）向《三联生活周刊》回忆：“他真的想通过自己去理解一切。他不读别人的论文。如果他听说了一些问题，他会尝试着自己解决。他认为没有什么是表面上的，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达到完全理解。所以他经常会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李政道的儿子李中清回忆，有次父亲突然问他：“你通常会做梦吗？” 李中清说，自己有时会做噩梦。李政道说，自己一生中从未做过有情节的梦，只会在梦境中看到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

天才、勤奋以及机遇——“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驾驭的”

1957 年，31 岁的李政道和大他 4 岁的杨振宁，因发现 “宇称不守恒” 现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两人当时都是中国国籍，亦成为首位中国诺奖得主。从年纪维度，李政道则是史上第四年轻的诺奖得主，比他更年轻的是马拉拉（17 岁）、劳伦斯·布拉格（25 岁）和海森堡（30 岁）。

李政道（左）和杨振宁在办公室的黑板前。图片来自：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Archives Center。

这样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李政道自己说：“天才和勤奋是获得优异成绩和突出成就起主导作用的两大因素。” 此外，机遇也很重要——“也许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驾驭的。”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和栽培，以及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作用于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贵州考入浙大后，李政道遇到了老师束星北，称这是他物理学的 “启蒙光源”。在束星北的建议下，李政道转入西南联大，跟随吴大猷学习。当时在西南联大，还有饶毓泰和叶企孙。他们和束星北、吴大猷一样，都是在西方名校（如哈佛、普林斯顿）接受训练后归国的物理学家。虽然战火连连，但少年天才受到了当时中国最具国际视野学者的精心栽培。

没有浪费李政道天赋的还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芝加哥大学。1945 年，中华民国政府派遣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三位科学家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每位科学家可带两名助手，吴大猷选择了 19 岁的李政道和已经任教的朱光亚（后获得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但美国不向中国人开放原子弹技术，他们只好变成各自留学。

因为没有完整念书，李政道没有文凭，被许多大学拒收，只有芝加哥大学向他开放了试读生资格。在 “氢弹之父” 爱德华·泰勒的量子力学课上，李政道解出了一道难题，让泰勒印象深刻。泰勒向恩利克·费米（193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推荐了李政道。费米也惊讶于他的天赋，成功游说学校让李政道成为他正式的研究生。1950 年，李政道拿到了博士毕业文凭，这是他的第一张文凭。

历史学家王汎森写过一篇文章《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称许多重大的学术推进，是由四两拨千斤式的一 “拨” 而来。这一 “拨” 来自于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与知识。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工夫 “顶” 上去，例子有 19 世纪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的咖啡馆，19 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与别林斯基为中心的文艺圈子等等。

相比毕业后归国的师友（如朱光亚、巫宁坤），李政道选择继续在美国做科研。他的成就也与他当时所处群星璀璨的学术圈子密不可分。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是 “原子弹之父” 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和费米是好友，在费米的推荐下，李政道 1951 年加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正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李政道开始与早来两年的杨振宁合作。李政道的论文还吸引了在高研院的 “计算机之父”、“博弈论之父” 冯·诺依曼、众物理学家的偶像爱因斯坦等人的关注。爱因斯坦甚至邀请了李政道和杨振宁来自己家里讨论。

李政道回忆，他看到爱因斯坦的办公桌上摊开一本《物理评论》，旁边的稿纸上写满验算他们论文的计算结果。爱因斯坦说话带有德国口音，问了一些统计力学的问题。谈话尾声，75 岁的爱因斯坦和他们握手，“祝你们未来在物理学中取得成功”。

爱因斯坦于 1955 年逝世，没有看到两人在两年后拿诺奖，但他的祝愿实现了。

“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年轻人”

李政道表达过，从某些方面讲，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比他做获得诺奖的 “宇称不守恒” 更有意义。

从 1979 年到 1989 年，900 多名中国学生通过 CUSPEA 拿到美国高校的全额奖学金，学习物理。因为 1980 年代早期中国没有 TOEFL 和 GRE 考试，CUSPEA 几乎是为数不多的留学方式。这个项目培养了无数物理、技术、金融等人才，其中 15 位科学家成为中、美、加、欧洲等地的院士，有 400 多位成功的高科技发明家和企业家。比如，为大众所知的如豆瓣创始人杨勃（网名 “阿北”）就是受益于此。

李政道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诺奖物理学家，但在这十年里，他愿意投入三分之一的时间在 CUSPEA 上，帮助中国学生与志愿院校沟通。从每年三轮向中美各大学发信、每一轮学生申请入学的材料，到每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琐事，都是李政道和夫人、秘书要操心的事。

1950 年，李政道、秦惠䇹夫妇结婚时在芝加哥市政大楼前。图片来自：李政道的科普著作《对称与不对称》。

很多人不能理解李政道为何花如此之大的精力在 CUSPEA 上。他曾解释说：“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我获取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 ‘机遇’ 也许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驾驭的。尽管成功的机遇不可预定，但它的概率却可以大大增加。通过吴教授，我方能得到这一机遇。我对这一机遇的珍视，是促使我近年来组织 CUSPEA 考试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年轻人。”

另一原因则是出于责任。1972 年，离开中国 26 年的李政道被允许回国参观科研院所。当时中国的科研状况令他忧虑，他决定回国授课，介绍国外物理学前沿。1979 年 5 月到 7 月，李政道每天凌晨 3 点起来备课，在北京友谊宾馆讲了足足 7 周的课程。讲完后，他意识到，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远远不够。

“我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政道在文章中写道。

CUSPEA 只是李政道解决中国教育和科学人才匮乏的创造性办法之一。除此以外，他在 1970 年代还建议领导人开设 “少年班”。1978 年，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第一期 “少年班”，后来复旦等高校也先后设立。几十年间，“少年班” 培养了不少科研和企业界人才，例如携程创始人梁建章。

但少年班也面临拔苗助长等争议。李政道称，自己提出少年班是权宜之计。他认为那时 “教育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要恢复起来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过从中小学开始恢复或许是个可行的办法”。CUSPEA 这种单独的选拨考试，也是类似的特殊时期办法。

后来，李政道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建议也更常规和制度化。比如他建言中国设置博士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制度，设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推动中国基础研究聚焦根本性科学问题等。

回头来看，李政道能作出这些贡献也得益于中美关系的 “蜜月期”。他的项目和建议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支持，海外华人学者共同体促成项目顺利推进，美国最高领导人也乐意接收中国学生。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 1978 年，中方问美方，能否派 5000 人留学。美国原总统卡特对自己的科学顾问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 10 万人。”

许多人也认为，李政道懂得如何施展自己的影响力，擅于处理人际关系和说服他人，是他能做成事的原因之一。例如他帮过美国学生获得总计 1500 万美元的项目资助。

不过，李政道是那种擅长发挥影响力但又不喜欢出风头，想成事但又不愿缔结门派，想保持名誉但又不乐意多说话的低调、宽厚学者。

李中清回忆，“父亲很少主动地与 CUSPEA 的学生保持密切联系。在处理和学生的关系上，他有种非常纯粹的责任感 “。就像上海交通大学在纪念李政道的讣告中，引用杜甫的那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坊间热衷讨论李政道和杨振宁的恩怨，双方都说过比较重的话。儿子李中清曾对《三联生活周刊》说，父亲晚年身体衰弱，很少会见外人。当他偶然听见 “杨振宁” 三个字，常常沉默片刻，然后说：“那是个非常出色的物理学家。” 杨振宁则多次说，两人关系的破裂是一生最大遗憾。

对两位物理学天才、巨星来说，这分歧究竟如何评判最终是科学史的任务。如奥本海默所回忆的，年轻的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研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曾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来源：晚点Late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