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语 后妃参政——贞观时代的女性与政治
《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了一则长孙皇后的身后之事：
上念后不巳，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尝引魏征同登，使视之。征熟视之曰：“臣昏睹，不能见。”上指示之，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
大意是，唐太宗因思念长孙皇后，在宫苑中建起一座高观，眺望埋葬着爱妻的昭陵。他还带着魏征一同登观远眺，魏征却借口老眼昏花看不见，旁敲侧击说“陛下应该望献陵（唐高祖陵寝）”。事后，唐太宗哭着下令毁了这座高观。
在今人看来，思念亡妻无可厚非，魏征的劝谏有点不近人情了——更何况长孙皇后生前对魏征还多有礼遇、帮助。或许是时人眼中，“儿女私情”既不利于防患外戚势力，又不利于彼时唐太宗的身体，只好让位给更“政治正确”的孝道吧。总之，这个“毁观”之举还被后世视为美谈，张居正就将其纳入《帝鉴图说》一书，拿来教育明神宗万历帝。
皇后的位置，注定了长孙氏即使长眠地下，也无法远离政治。但相较之后世，她与朝堂的关系却更显几分微妙：尽管她曾以“ 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为说辞，刻意同核心政务保持距离，但她却明显在重大人事问题上保持了不容小觑的作用：无论是对魏征、房玄龄的维护，还是对亲哥长孙无忌乃至长孙氏家族的主动限制，她都在积极主动的发挥影响。
如果说长孙皇后的影响力，尚可归因于她与唐太宗“少年夫妻，共渡难关”的特殊情感或长孙家族的地位，那么徐惠（徐贤妃）对政务的直白参与，则无法用这些因素解释：徐惠入宫的时间几乎不可能早于贞观十年，在向太宗上书言事时，她不过是“九嫔”中位居第八的二品充容，且长城徐氏并非豪门，其父徐孝德在隋末还有过出仕于梁师都“伪梁”政权的污点。然而两《唐书》的徐惠传记，却对她主动论政一事赞赏有加，半数以上篇幅都在引用她的上疏，内容直接牵涉讨伐句骊、征调劳役、建设宫室等重要决策，可徐惠因此得到太宗赏识而升迁，长城徐氏家族遂随之发迹——倘若放在后世朝代，此举恐怕大概率会被攻讦为“后宫干政”。
唐太宗对后妃参政的开放态度，离不开他所处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彼时汉族固有的社会风尚，对女性的束缚尚不像宋代以降那么严苛、压抑，出现过汉代的皇后称制、刘宋的公主政治等先例，尽管其影响优劣各异，但无疑都为贵族女性参政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唐室出身于关陇贵族，与鲜卑贵胄累世婚姻，而鲜卑族政权向来有女性秉政的风俗：代国在皇后惟氏掌权时，一度号称“女国”；至于北魏，皇后无论族属胡汉多有掌权者，此种现象自然影响到北方汉族。到周隋之际，胡汉界限渐趋模糊，而“妇持门户”的习俗已常见于北方，以至于出现隋朝独孤伽罗皇后这样略显极端的特例。贞观年间，此风仍存：唐太宗曾赏赐任瑰两个宫女，“皆国色”，任瑰的老婆柳氏居然暴力抗旨，“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为臣子撑腰，赐柳氏酒，假称为赐死的鸩酒，恫吓她容忍丈夫纳此二妾，泼辣的柳氏竟一饮而尽。类似的故事在房玄龄身上也曾上演。
这种情势下，初唐后妃参政水到渠成：隋唐皇室本系姻亲，李家对女性参政见怪不怪；且隋末逐鹿之际，李唐皇家还出现过太宗亲姐平阳昭公主这样披坚执锐的英雌，唐太宗自然不会对人的军政才能戴上性别偏见了。
需要指出，唐太宗固然对女性没有太多成见，但终究是坐拥群美的封建帝王，不可能是“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在他的后宫中，部分姬妾的处境令人扼腕：太宗似乎有“收藏战利品”的喜好，不仅纳了齐王府的弟媳，还“收缴”了谋反的堂伯庐江王李瑗之妾。几位昭仪、婕妤的墓志铭，更是或落寞或诡异，有的除去短暂的溢美之词，便以“难言可详”带过，连姓氏都没有留下；有的则在精确记录逝者品阶、爵等、寿命、忌日的同时，竟写着“昭仪者,不知何许人也”的字样，同样没有留下姓名。
长孙皇后和徐贤妃以外，除“儿媳妇”女皇武则天，并未见诸其余太宗后妃参与政务的确凿记载。但一些蛛丝马迹流露出，她们可能在宫闱之间，以辅助者的方式，参与了一桩重大历史事件：武则天的上位。
史料在记录武则天入宫缘故时，除去《唐会要》采用了“有才貌”的说法外，大多数记载皆为“美容止”“闻其有色”“上闻其美”的记载。爬梳武则天的人际关系，能向太宗提供此信息者，除去她担任右勋卫的侄子武希玄，大概率就是武则天的一众表姐妹、太宗身边的杨氏群妃了。
且对照武则天后来收拾长孙无忌、褚遂良、王皇后、萧淑妃等一众男女政敌的狠辣手段，她对杨氏群妃以及太妃韦珪等人，则优礼有加甚至温情脉脉。以武则天表姐、同为观德王杨雄外孙女的燕德妃为例：高宗封禅泰山时，武则天与已是越国太妃的她共同主持终献礼；燕德妃去世后，武则天为超度她，剃度二十七人，造佛像二尊，并亲笔撰写佛像铭文，有“今古忽殊，追怆何极”等语，言辞颇为悲恸。以此观之，燕德妃应在武则天入宫前期对她照顾有加，甚至可能是贞观年间武则天与高宗私情的知情人。
至于这位“小表妹”后来所能迸发的惊人能量，恐怕就燕德妃也始料未及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