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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收入,困住律师们

零收入的律师们

黄风不喜欢扫楼,因为扫楼时挨家挨户地推销自己、递名片,再加上一身西装,这让她觉得自己更像一名销售。

可经历了长达数月无案源的日子后,黄风还是去扫楼了。

在一处位于福州闹市区的上世纪90年代老小区,原本是当地电影制片厂的员工宿舍,如今,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本地居民住着。黄风判断,这里的居民有所储蓄,遇到纠纷时,为了不麻烦外出工作的儿女,老人们更乐于花钱求助律师。

已经数月没有接过案源的黄风期待着,能从这里接到新的案件,赚得报酬。

知道律师需要“扫楼”来拓展业务,最早是在实习时,她替当时的带教老师逐户分发老师的名片并介绍业务,后来毕业后到律所入职,她也代表过律所扫楼、揽收业务。这次“扫楼”,她“推销”的是自己的业务,为此带了新印的名片。入行4年来,她第一次在扫楼时分发用大字体印刷着自己名字的名片。

2019年,黄风从法学专业毕业,在福建省一家律所由实习律师转为授薪律师。一年之后,由于薪资低廉,加上在律所实习、工作的两年期间,除了起草诉讼状、整理案件材料之外,黄风没有得到拓展自己客户的机会,于是决定离开律所,成为一名独立律师。

离开前,她就做好成为一名独立律师后,没有律所提供的稳定底薪,同时要自负盈亏、更费心费力地奔波寻找案源的心理准备。只是,她没有料到,奔波了一年之后,她还是没有接到案子。

决定去扫楼之前,黄风试过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她建了一个专门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上面发帖子介绍自己擅长的方向和相关工作经验。互联网上取信于人不容易,她把自己律师职业证书的证件照置顶在了主页。“欢迎大家免费咨询,就当是交个朋友。”黄风在帖子里写。

原本,她想着靠免费咨询先把有需求的客户吸引到线下见面,等初步咨询后客户认可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再跟客户谈钱。“即使这一次没有成也没有关系,希望他们日后有问题能第一时间想到我。”黄风说。可惜这一尝试效果不佳,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黄风的社交媒体平台后台,给她发私信的,很多是和她一样,已经数月甚至一年没能接到案源的同行。

“网络上的信息太多,很多人一划就划过去了,线下亲手递送名片比较诚恳。”思及此,黄风决定,继续去扫楼。

“律师市场的寒冬是不是真的来了?”2024年7月,入行41年的律师陈旭在社交媒体上发的一则短视频中发出疑问。视频中,陈旭律师坦言,自己在6月份的营收为零,没有一个案件和一分钱的入账记录,是靠前几个月的收入给同事发工资,这是近20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一边是对律师市场寒冬将至的担忧,另一方面,陈旭律师也观察到律师群体存在接近过剩的趋势。

根据司法部发布的相关数据,近年来,国内律师人数持续增长。2023年,司法部发布《2022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65.16万多人,比上一年度新增7.68万,涨幅超13%。根据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法学位列大学生就业红牌专业名单,已经是连续第5年上榜,而全国有超过600所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

然而,在律师人数增长的同时,行业里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缓,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此消彼长之下,律师行业出现了 “僧多粥少”的问题。

因为收入下降,加上工作内容琐碎劳累,在天津一家律所工作的杨吉吉决定出走,在2024年6月份成为一名独立律师。两个月以来,她没有接到案源,除了帮一位律师同行介绍调档工作得到的介绍费100元之外,她没有其它收入。

杨吉吉此前服务的律所,一度拥有200多家合作单位,2023年上半年,其中有约20家没有续约。按照杨吉吉的话说,并不是因为律所自身服务不到位,而是企业效益下降,很多企业已经请不起律所作为顾问单位的预算。其中不乏有些企业已经直接倒闭。

觉察到行业状况的陈旭律师指出,律师行业进入人才过剩的时代,对需要法律服务的咨询者来说是好事,可以货比三家,挑选到能帮助自己的律师和律所。同时,他也提醒准备进入这一行业的青年:“想在这个行业赢得你应有的尊严、赢得你理想的收入、赢得你想象的生活,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如陈旭律师提醒的这般,进律师行业后梦想折戟的青年大有人在。

2022年,张悦毕业于广州一所高校的法学专业。那时候,张悦觉得自己能很快步入精英阶层、为社会伸张正义,并凭借这份工作拥有体面的收入。

在律所实习一年之后,张悦就发现,这个梦想职业养活不了自己。

每个月,律所发给他3200元工资,这点钱在广州生存难以为继,有时他需要跟朋友借钱生活。其次,工作内容也让他灰心,他重复着打电话、写诉状等琐碎的工作,期待着能在法庭上为当事人据理力争,但却总是只能坐在听众席上旁听学习,偶尔,他还要帮带教老师处理个人私事,包括取快递、叫外卖等。

于是,他决定离开律所,尝试单干,寻找更多成就理想的机会和收入。

结果却是,自去年9月至今,张悦还没有接到过一个案子。

陈可亚在北京当独立律师,本以为自己是本地人,熟悉环境、在北京也有一定人脉,能够接到足够养活自己的案子。但后来,陈可亚发现,自己在北京的人脉和资源,无法转化为单子。

做独立律师一年来,陈可亚只接触到十几个来咨询案件的人,全部都是无偿。

有一天,他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在北京面见了一位客户,他帮助咨询者分析了案情,又给对方做了心理建设。到了该谈酬劳的阶段,咨询者告诉陈可亚,自己没有钱,言外之意是不打算雇佣陈可亚帮忙打官司。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有好几次,咨询者听了他数小时的分析和答疑后,开始祈求,“求求你帮我”“可怜可怜我,我没有钱”。

陈可亚宣称,去年决定离开律所成为独立律师前,他就预料到律师市场的寒冬,只是传说中的寒冬比他当时想象的更凛冽。

非必要不请律师

很多案子,人们不需要律师来干涉了,陈可亚最近两年发现越来越多人通过网络搜索资料,自己写诉讼状。这直接反映在法律服务的消费上,显著现象便是“非必要不请律师”。

在张悦的观察中,一些“非必要不请律师”的咨询者,会求助于各类工具,“肢解”掉原本属于律师的工作。

2023年4月,一位二次咨询的客户找到张悦,给他看了一份已经起草好的欠款纠纷起诉状,请他把关文书规范。

信息齐全,诉讼请求和基本事实、诉讼理由俱全——张悦边看边判断——只是在法律条款引用上,这份起诉状没有应用到具体法规,需要修改。

张悦把结果告诉了客户。对方听了,颇为得意地告诉张悦,这是付费在AI平台上生成的,输入诉求和指令后,不到两分钟就得到了这份自动生成的起诉状。

张悦感受到了一丝危机。虽然,这份文书写得不完全规范,还无法完全取代律师的劳动。但在平时,律师写一份起诉状,根据案件情况的复杂程度需要1到10天不等,过程中,还需要核实当事人的案件事实、查询法律条款及相关最新信息。

当时,他已经连续5个月没有案源,听到对方说这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文书,他隐约感觉不妙,自己被替代的可能性,看来越来越大了。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自己打官司”关键词,可以看到穿着各式各样职业装的律师,为有法律诉求的人科普如何自己应诉的流程。张悦分析,这也是律师同行吸引客户的方式。他仔细看过这类视频,发现有些视频说到关键信息就戛然而止,观众需要咨询律师才能知道关键核心信息。

不过,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律师们的这类努力很容易被绕过。获取信息的渠道的源头越来越丰富,张怡嘉就是一名受益者。

2023年9月,张怡嘉被房东上了一课。起先,房东以“年轻人刚出来工作不容易”为由,主动提出减免部分押金、灵活支付租金等优惠条件。住进出租房几个月后,房东突然给张怡嘉发了一份账单,上面罗列了一系列张怡嘉不知晓的维修费和额外服务费。她想了解情况,房东却以合同中一条“未明确费用由租客承担”的模糊条款搪塞,拒绝进一步解释。

张怡嘉希望诉诸法律维护权益。找律师之前,她算了一笔账,请律师的费用,加上咨询费、诉讼费和其它费用,最终可能会超过拿回来的赔偿款。于是,她决定自己写诉状。

此前,她没有过写诉状的经验,无法律背景,花了一周的时间在网上自学,写了诉讼文书。最终的结果,是她成功为自己拿回3350元。

陈可亚觉得,普通人面对不复杂的小案件时,自己有能力写诉讼状的话,确实没必要请律师。面对相对复杂的案件,普通人自己应诉则有些得不偿失,因为律师很多工作都是无形的。更多时候,律师通过专业教育和实践积累了在行业中的实务经验,能在一些复杂的案件中润物细无声地发挥作用。比如,律师更能看懂法条背后的逻辑性与关联性,这种对法条理解的区别,能让当事人得到一份表达更为高效、准确的诉状。

在“僧多粥少”的时代,律师们还需要面对来自行业内部的竞争。过往律师咨询费每小时一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的行情开始松动。如今,在一些网购平台,普通人花更加低廉的金额(比如6.66元),就能买走一位律师一小时的咨询服务。

法务代理公司也在其中分走了一杯羹。

黄风介绍,有些法务代理公司设立专门的销售团队,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寻找潜在客户,介绍给律师。然而,根据黄风了解,一些法务代理公司仅向执行律师支付案件总金额的20%到30%作为律师费,比起在传统律师事务所,通过法务代理公司接到的单子,收入会少非常多。但在缺少案源的情况下,律师们也左右为难。

为了得到案源,黄风考虑全风险代理,即遇到法律纠纷的客户,前期免去代理费和咨询费,等双方通过和平协商或法庭宣判解决问题后,客户再按照此前约定好的比例或数额,从获得的赔偿里分一部分给律师当报酬。当然,如果案件没有获胜,律师也就得不到一分钱酬劳。

在业内,律师们对全风险代理褒贬不一。杨吉吉觉得这样的方式对独立律师来说风险太大,时间和金钱成本都无法把控。

坚守还是离开

陈可亚告诉自己,做律师不要把自己当成律师,而是当作一个生意人,出售的是无形的服务,按照与其相称的价值出售,双方达成交易即可委托。

他有一位实习律师朋友,在实习过程中,突然被要求进行电话销售,每天打无数个电话,但毫无所得,通话费还只能自己承担。一周下来,他唯一签订的委托合同所得款项,全被带教老师占有,自己一无所得。

对于律师费的定价而言,陈可亚考察市场行情、评估了客户的付费能力,采取多种措施,试图谈成一单交易。但他最后发现,许多人来咨询时,想的却是不花一分钱。

“大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是很难在短时间建立信任感,纵横捭阖,唯有利争。”陈可亚说,或许保持一个向上的心态才能在这个行业生存。

对于陈可亚来说,进入律师行业并非本心,却命中注定。他的梦想是当历史老师或研究哲学。毕业那年,他没有过研究生考试,却过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法考)。

从考入大学法学院开始,一名优秀律师的成长,需要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期间,4年的法学院基础学习、两年职业资格考试与实习,再到后面独立执业、积累经验,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体量巨大。过程中淘汰率也很高,光是法考,总通过率就仅为21%。

行业的紧张感,让很多像陈可亚一样的律师犹豫要不要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金字塔塔基的一些中青年律师、跨行业进入律师队伍的执业者,没有稳定案源养活自己,几年做不出名堂而离开律师行业的大有人在。

也有人选择留下。陆淼给了自己再坚持两年的余地。如果两年内还不能形成稳定接到案源的形势,她就会转行。目前,她在贵州一家律所执业两年,上个月,律所高级合伙人刚刚通知,今年上半年律所收益不佳,需要员工自己缴纳五险一金。陆淼如今正考虑离开事务所单干。

她是带着理想的憧憬转行到律师行业的。

5年前,她在上海做制片助理,承接一家公司拍系列啤酒广告。啤酒公司签约了某明星代言产品,项目组负责人优先把经费挪用给明星代言费结算,导致现场的场务和临时工并没有按时领到自己该有的薪资。

由于广告拍摄项目组是临时组建,很多人都没有固定劳务合同,后续也就难以维权。

当时,陆淼觉得,如果自己是一个律师,就能更专业地帮助他们主张自己的权益。

经过了10个月完全零收入的窘境,张悦能断断续续接到一些案源。但这些案源合同标的额普遍没有超过万元。真正让张悦发愁的还有,目前的案源大多来自亲戚、同事和朋友推荐,自己仍缺少开发新案源的能力。

张悦现在很清楚,身为“80%群体”的矛盾性,‌ 做授薪律师,没有案源压力,但收入低;做独立律师,有可能获得高收入,提成颇为可观,但案源不稳定。只有进入了“20%精英”队伍,这个困境才有可能得到缓解,但张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这个运气。

按照黄风的理解,这个行业过往的“三五八定律”不再生效了。“三五八定律” 即工作三年方入行,苦干五年有饭吃,坚持八年才能走上一条专业化的道路,正式跻身律师界。在黄风看来,因为没有家里的支撑,大部分律师都卡在前三年里,甚至更久。

黄风的家人不了解行业情况,平时家人展现出对她未来的期待,反而给她带来了一些压力。“家里人知道我在福州做律师很骄傲,希望我三五年内能够买车买房,十年之后,能自立门户,自己开律所。”

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黄风开始神经衰弱,经常半夜失眠。她想到班级里转行的同学,不少人年收入轻松达到八万、十万乃至更高,而自己还为每年能否获得三五万元看似基础的稳定收入而忧心忡忡。

黄风终于决定转行。

2024年,她成功考上了乡镇公务员岗位。由于单位对个人社交账号的管控,黄风注销了大部分当初用来拓展客户而尝试开通的社交媒体账号。

目前,只有朋友圈个性签名保留着她曾经是律师的印记——做一个正直的法律人。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有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作者:郑彩琳,编辑: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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